用典是我国古代诗人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杜甫用典更是我国古代诗人用典的集大成与典范,本文分三部分对杜甫诗歌中的《世说新语》典故进行探究:第一部分全面统计了杜甫诗歌中援引的《世说新语》典故总数,并以思想内容为分类标准对杜诗所用《世说》典故进行大致分类。因不同时期的杜诗用典与其生活状况思想情绪密切相关,又以杜甫的人生经历分段对其每一时期援引的《世说》典故进行考察,得出结论为在他放荡齐赵间,杜甫用典多承《世说》典故原意而下,表现出对魏晋士人超尘脱俗行为的追慕;到旅食京华时,杜甫用典主要有两大倾向:一是以体现魏晋士人举止风雅、气度不凡的典故称誉时人,一是去除典故原本所蕴含的狂放疏诞,加入自身对现实的体认;至乱世漂泊时,杜甫再用《世说》典故,多与自身生活感悟结合,颇多无奈痛心之慨。第二部分对杜诗用《世说新语》典故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使用特点加以归纳。杜诗频引《世说》典故,究其原因,首先是杜甫对《世说新语》展现的自由精神的向往;其次是杜甫与《世说新语》所追求的超功利的审美理想的同一性;此外,永嘉南渡之悲与安史乱离之痛的异代相似性,亦让杜甫频频援典感叹。在使用特点上,杜诗用《世说新语》典故形式上有“明引”与“暗用”两种;语义上,有承典故原义而下的“正用”或反其原义而用的“反用”;典故典面上,表现为谓词性典面与名词性典面相辅相成。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杜诗用《世说》典故的现实意义及对《世说》精神的内化。杜诗用《世说》典故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或借《世说新语》中人物的风神气度誉美时人;或以《世说新语》所蕴含的理性思辨反映现实;或用《世说新语》中不为物累的精神自我勉励,从侧面反映出杜甫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轨迹。杜诗对《世说》精神的内化具体是指杜甫在隐仕之择、饮酒况味、行为转变三个方面对《世说》精神的继承和超越。在隐仕之择上,杜甫一方面表现为隐的无奈和旷达,在无奈之际常借魏晋风流自我排遣、安顿心灵,另一方面,又有着仕的坚决和笃定,对魏晋士人隐仕皆可的栖心高谈之举进行超越。在饮酒况味上,虽无助时也借酒浇愁、自我宽慰,但常态下的他多是自我节制、理性对待,有别于魏晋文人的耽酒狂放。在行为转变上,杜甫一方面对魏晋士人的真性情进行体认,另一方面又将魏晋士人仅于自身的个人得失推及他人,变为扩大的人文关怀,最终成为中国士人文化人格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