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朝,王廷相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最久,他撰著的公文由李复初选录凝结成《浚川内台集》,其中记载的为疑案、重案。左都御史拥有复核权,都察院复核或审理直隶及各省职官犯罪案件时,主要由左都御史负责定拟;复核直隶及各省徒罪以上案件的判决结果;亦参与复核部分会审案件。将王廷相对巡按御史的核驳情况作为代表来看,《浚川内台集》的三十二个案件中他与呈奏主体持有着不同拟罪意见,且驳回意见大多数被皇帝赞同,王廷相司法复核权的行使对案件判决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复核具有多次性和循环性,意义在于能够对各级司法官员包括都御史自身的审拟成果进行验证。都察院的复核案件工作,内部通过各道监察御史管理和都御史集议等,外部则有按察司等主体呈奏、大理寺第二次复核,对案件形成了监督合力。王廷相的为官经历为任左都御史时开展司法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深厚经验。在司法复核过程中,他注重仔细查看招情并辨别真假,对尸伤等证据有着独特见解。定罪量刑时,将伦理、罪犯主观心理状态、潜在危险性等因素纳入考量,适用律条精准且通晓律意。都察院的司法实践中常形成事例,巡按御史、左都御史等主体对事例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且王廷相有时会在复核过程中加以运用。他对例的运用也有独到见解,提出“律有比条,例无比拟”,反对比拟例。王廷相言“缘情治罪为适中”,“情”指案情、罪情和犯人情况,他追求情法允当,认为“情”有轻重,轻或重的判断标准是:与对应律、例、恩诏相比,或者案件是否有可矜的空间,是否可疑、可矜疑。核驳理由具体分为情轻律重、律重情轻、情有可矜、情有可疑、情可矜疑等,可以映照出他坚持朴素唯物主义与法律知识融合而衍生出的办案理念。其纠核百官、监督司法的职权得以较大程度的发挥,诠释并促进了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