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阐述陈乾初以“素位”为特点的哲学思想。　　“素位”在《中庸》中是一种修身处事的原则、方法与态度。在陈乾初的哲学体系中，“素位”是学术主旨。陈乾初的素位之学有“实”与“时”两个重要特征。　　所谓素位之学，包括实理、实行、实效（实用）、实学四个层面。　　第一、实理是陈乾初素位之学理论上的特点，即针对王学的流弊，追求理论的可证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切实、求中”。所谓“切实”，即不悬空谈论形上，而是通过形下证成形上;“求中”就是无过无不及，时时求中节。　　具体说来，在道与日用上，陈乾初认为，道不离日用，“饮食男女，无非道之所存”。在求道的过程中，他认为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务虚求空，一是流于习俗。在理欲观上，陈乾初反对宋儒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认为欲是人心的生意，圣人之欲与百姓同。他又明确提出，“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在本体论与功夫论方面，乾初反对实体本体论，批判宋儒玄谈本体。在他看来，工夫即本体，无工夫即无本体。他的本体工夫之说，是刘宗周本体功夫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在未发、已发问题上，陈乾初认为《中庸》未发、已发之说近禅。同时，他还批判主静、观未发气象之说，亦认为杂禅。　　在人性论上，乾初强调性之实，反对佛家言性之虚。他的实性论思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性善，气情才皆善，后者是前者的内容及实现手段;二是针对宋儒天地、气质之性二分之说，提出性一，天地之性在气质之性中见的观点。　　关于礼，乾初强调礼之实，具体言之，在理论层面强调礼之本。他认为，礼之本是情，礼乃达情遂欲，这与其理欲观是相通的。但是，在礼的具体实行过程中，他提出为了防止私情的发生，还需要用公理加以节制，即要“参情与理之中”。　　乾初学说中较少形上层面的直接论述。在他看来，只有形下者才是切实有据的，形上都蕴含于形下之中，通过形下而体现，形下是形上之切实内容与依据。　　第二、所谓实行，在陈乾初这里是知行合一，既包括性善在后天具体行为中的证成，又包括行礼过程中的实情实行。重行是陈乾初哲学贯穿始终的理论原则。知行合一是他对《学》、《庸》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之一，他认为《中庸》分知行，《大学》分知行先后且重知轻行，都是不适宜的。　　第三、所谓实效，指对理论的实际效果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追求。在人性论上，陈乾初提出“全性”说，认为人必待在现实中将善实现出来才能说性善，就好比谷物必须待到成熟以后才能言其性。乾初讲性，不是从本源上讲，而是从结果、效果上讲，这是他人性论的独到之处。在葬事上，乾初提出“及时、族葬、深埋、实筑”八字葬法，这是他追求实效在礼上的表现。　　第四、所谓实学，主要指陈乾初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典籍的态度。乾初秉着真理高于权威的原则，对一些典籍的作者及真伪提出质疑。他认为《葬经》非郭璞所作，朱子前期论葬的著作或为未见道之言，或为门弟子所作。乾初还对《礼记》中的《乐记》、《大学》、《中庸》三部著作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乐记》一书大半本《荀子》，并批判了其中的天人相分之说。对于《中庸》为子思所作，乾初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中庸》分知行不妥，未发、已发之说近禅。陈乾初对《大学》的批判最为着力。他认为《大学》非圣经贤传，支离、近禅、知行分裂、重知轻行。他贬黜《学》、《庸》的目的是要把它们从经典的地位拉下来，还归为《礼记》中普通的篇章。　　陈乾初素位之学的另一个特征是“时”。这个时既有过程性、时间性的涵义，又有时代性的涵义。素位之时包括性之时与礼之时两个部分:　　第一、所谓性之时，包括继善成性和尽心知性两个层面。对此二者，他的解释与宋儒都不相同。他强调，“成”及“尽”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动态过程。宋儒多从本体、天道、先天的角度来解释，侧重的是“继”;而陈乾初则从功夫、人道、后天的角度来解释，侧重的是“成”。由此，继善成性在他那里便发生了由本体论向功夫论的转向。关于尽心知性，陈乾初强调心的第一性，反对朱子的知性先于尽心的观点，认为尽心才能知性。他的尽心知性是一个工夫论的概念。　　第二、所谓礼之时，指乾初依时求变的礼学观。　　总之，陈乾初的素位之学既非反道学，又非据门户之见反程朱理学。他强调尽心先于知性、正心先于格致等，表明他的学说仍属于心学;并且，他特别强调理论要切实有据，通过形下证成形上，这是对王学流弊的纠正，因此素位之学属于修正王学的心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学精神。他对《大学》、《中庸》、《乐记》、《葬经》的考辨，对“本体”一词及对“伯夷叔齐非饿死”一说的考证，则又体现了后来蔚为大观的考据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