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与“天理”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核心要素与经典表达。“礼”可以分为感应天地自然的“无体”之礼以及心统性情的“有体”之礼，前者可以抽象为“理一分殊”的节文，后者可以具象为“仪章度数”的仪则，两者辩证地构成了“天理民彝”这一自然秩序的基本原则。在解构古典礼制与天理观的基础上，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1130-1200，以下统称“朱子”）以其“古今异宜”的学术变革气魄，证成“理”即“礼”，中国传统的礼法思想经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礼本”与冠、婚、丧、祭的“礼文”共同构建“泛家性”的特征。家礼是“自然之理（礼）”在家内秩序层面的表达，是整个“民彝”礼法规则的滥觞。朱子的家礼思想，是“礼理一体”思想的重要支撑，是古典法哲学中“常变相合”实践的根基所在，更是中国传统“天理民彝”自然观念的经典表达。　　本文的结构安排为，除“绪论”和“结论”“附录”外，正文部分分为六章。　　第一章，朱子《家礼》思想的滥觞。即朱子对于冠、婚、丧、祭四礼的创制，来源于其对《周礼》《仪礼》《礼记》中“天理”观的认知。朱子是上古礼学道统的承续者，其“源头活水”“知崇礼卑”“陈数知义”的礼治思想源于三礼的关怀，同时其礼制变革的成果——《家礼》，又成为整个东亚基层社会日用伦常的指南。朱子在家庭礼法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古今异宜”的“变法”运动：家礼有“本”有“文”，所谓“本”，即“名分之守、爱敬之实”，是等差与人情的浓缩；所谓“文”，即“冠婚丧祭、仪章度数”，是仪则与法度的总名。　　第二、三、四章，探赜朱子家礼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礼理一体”论、“常变相合”论以及“天命民彝”论。这三类思想蕴含着“理与气”“经与权”“常与变”“理一分殊”“亲亲尊尊”“爱礼存羊”“听讼原亲”等古典家庭礼法哲学命题。　　第二章，“礼”与“理”是作为自然秩序的一体表达。朱子通过“大一太极”“理一分殊”“体用一源”“先王作则”等理学命题，对“以礼训理”进行详尽的论证。从礼训上看，“禮”在六书上是“呈双玉”之会意而非“从豆从示”之象形，与后来“礼”的涵义并无直接联系，只有等到篆隶书出现之后，才衍伸为践履、备体、醴祀以及示神致福等多重含义。从礼源上看，家礼本于自然与天道。作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二气的表达，天道蕴含着“五伦”的家庭秩序哲学，家礼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践履。从礼义上看有“天理之节文”与“人事之仪则”二端，礼之分以谕义，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因仪之则而示民之常，这是家礼的两大核心要素。　　第三章，中国中古时代家庭礼秩沿革的思考。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的结构演变；从“家国公私”的礼制纠葛到“门第家法”的观念维系再到“敬宗收族”的制度探赜；从“核心家族主义”到“大家族主义”再到“宗法主义”的哲理表达，家礼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既注重渲染家国一体化的“复古”色彩，又同时宣称构造形态以“应时”为要。家礼沿革是“常变相合”论的实践与检验。“常”，是关于家庭法哲学在礼“本”层面如何进入长时段历史的基本理路；“变”，是关于家族结构及其社会关系在礼“文”层面所展现的不同姿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撑，共同勾绘了中国传统“家”在制度上的基本面貌。　　第四章，礼法德刑等“民彝”的终极关怀蕴涵于“家”，使家礼成为了不同位阶规则的重要参照，这被朱子称之为“天命民彝”。从治道上论，“家”的秩序先在于“国”，家礼与国法是“治之本”与“治之具”的关系，治国之道基于其对家内关系的基本认知。从治术上论，礼与刑是“修道之谓教”的关系，服制应先于刑罚而设，服叙不行，则家政失恩义轻重，彝伦必乱，则人之“变化气质”几无可能，人不知纲常，继而刑法失于繁琐，法愈烦则天下愈乱；而刑罚之设又应参酌服制，采取“听讼原亲”的司法理念，在国法实施中以家庭伦理作为重要参照。　　第五章，从明清之际丧礼的地方实践，提炼朱子《家礼》播迁中的“地域社会”论。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的“小传统”建构一套具备各自特色的行动规则，并尽可能享受地方仪式的自治，在客观上影响精英文化代表的“大传统”秩序意识。兼具“连贯性”与“弥散性”特点的民间丧礼，主要通过仪式专家、地方知识人——礼生对《家礼》的地方性解释来加以调适。礼生将《家礼》适用于民间社会，通过在仪式上的“扮演”与“周旋”，达成国家控制与民间教化之间某些不谋而合的主张。使其在制度与俚俗之间、在仪文与秩叙之间寻求一种巧妙的平衡，这种建构不仅可以节省国家司法、监察、政教资源以对家族事务的调控，更能收到定纷止争、敬宗收族乃至构建“家国一体”的目的。　　第六章，《家礼》一书思想在东亚的影响。探讨东亚藩国对理学化的礼法思想的继受与发扬，通过勾绘以《家礼》为代表的中国礼学东亚化的进路，中国家庭的“四礼”法哲学思想在东亚扎根、生长及其对整个东亚基层社会构建的全部过程，是自称“礼义之邦”的东亚诸国传承中国儒学体系的关键所在。东亚朱子学者对于《家礼》的尊奉，呈现出鲜明且共同的特点，即宋代以后，中国儒学正统的家庭礼法思想已经“太山遍雨”流转东亚，并成为推动东亚国家儒教思想繁荣的关键动力。　　总之，朱子对“家”的认知，不是依据法权意义上的契约与权义，而是基于礼法意义上自然关系的表达。在神圣的“家”中，指导中国人正确行动的德性得以孕育，规范社会的秩序得以生成。“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源发地，承担着建构“心智心力”与“权力话语”的基本功能。“家”的礼法构造，意味着“义理”与“秩序”分别在“体”与“用”的层面充当着维系的家国儒学长盛不衰的角色；而“家”的自在演变，意味着中国古人致力于推动这种二元理论有效地在地域中“下行”与在时空中“播迁”，以此来确保家的永久合法性。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