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金融领域不断发展、创新、完善，金融安全问题也被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金融领域面临风险点多、结构失衡、金融监管不完善等问题，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实体部门过度负债和金融部门信用扩张带来的高杠杆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人们发现金融机构的高资产负债率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于是在2010年推出的“巴塞尔协议Ⅲ”添加了对风险不敏感的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工具。次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并在2015年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建立了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体系。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研究银行杠杆水平和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对杠杆率监管和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提供参考建议。
　　本文主要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分析银行杠杆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制。首先分析了我国银行杠杆的现状和演变过程，系统地阐述了银行杠杆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制和渠道，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随后进一步讨论了杠杆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考虑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占比，并细分为三类同业业务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不同业务的影响效果。最后构建了不同同业业务的杠杆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作为上述研究的稳健性检验。在银行系统性风险测度方面，本文采用了MES和CoVaR两种方法，以期从不同的角度来衡量系统性风险的大小。
　　根据理论分析发现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于2008年底“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推出和2015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资金空转造成了银行杠杆率在2009年和2016年有所下降，大型国有银行的杠杆率比中小银行更高。银行内部的逐利动机会打破约束进行加杠杆，而外部环境如银行利润空间压缩和同业市场的发展为银行杠杆生成产生了一定影响。银行杠杆本身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暴露金融机构间的共同风险，并通过表外资产、流动性、债权债务关系渠道影响系统性风险。而银行同业杠杆主要通过将杠杆风险传递给债券市场、加大银行间流动性风险和风险的传染性来影响系统性风险。
　　实证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本文采用边际预期亏损模型（MES）和条件在险价值模型（CoVaR）对我国14家上市银行在2007年到2017年间的半年度系统性风险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发现，我国银行的平均系统性风险在2008年、2013年和2015年相对较大，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13年“钱荒”和2015年的股灾事实相符合。从横向比较发现中小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比国有大型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更大。
　　在理论基础上构建了银行的总杠杆率模型和考虑杠杆结构的模型，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测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银行杠杆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分析银行杠杆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发现银行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银行杠杆率越小，即杠杆倍数越大，系统性风险越大。此外，银行同业杠杆也会加剧系统性风险，且对MES的回归系数相比ΔCoVaR更加显著。从同业业务来看，同业存放业务和回购返售业务对系统性风险影响显著，而同业拆借业务影响不显著，银行同业存放负债越多或持有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越多，系统性风险越大。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银行杠杆率减小、杠杆倍数增加会加大系统性风险，且杠杆率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时滞性。此外，同业业务带来的杠杆也会加大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以负债端以同业存放融资，资产端持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行为对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同业杠杆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更多地增加了银行本身的边际预期亏损，使其当银行系统处于危机时银行的预期亏损增大。据此，本文建议银行杠杆率监管应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监管机构应更多关注银行结构性杠杆，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资产负债端的监管，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和“去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