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推进,取得卓越成就。在2021年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国的脱贫攻坚成绩也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按世界银行相关标准,我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1）。然而,目前我国减贫任务依然艰巨,防止返贫、降低返贫风险已经成为所有挑战中最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之一。贫困人口大都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一旦面临较大的负向冲击或消费波动,已脱贫人口很容易返贫。截至2020年3月,我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其中一些人需要通过兜底保障脱贫（2）。中央会议也指出了返贫问题的重要性。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会议时就指出“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经济的极大脆弱性和兜底保障的有限覆盖,在疾病、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影响下,非贫困家庭也有可能在未来陷入贫困。截至2020年3月,我国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3）,具有较大的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因此,在2020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背景下,扶贫目标将面临战略转移,由贫困治理向贫困防治转移。贫困防治视角下的政策目标将由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体向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群体转变。所以,精确识别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人口有助于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但传统的按照收入衡量的贫困标准忽视了未来风险问题,无法与脱贫的长效机制相结合,导致扶贫资源不能有效阻断返贫现象,产生了贫困脆弱性问题。同时,传统的贫困标准也忽略了之前不贫困但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这部分群体,而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预判贫困发生概率来弥补贫困标准的不足,能反馈贫困的动态信息而具有前瞻性。因此,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有利于识别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群体,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与此同时,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在所有导致贫困的风险中,疾病风险是该群体面临的最大的致贫风险,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始终面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挑战。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摸底调查显示,我国贫困农村居民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有42%,因灾致贫返贫的有20%,因学致贫返贫的有10%,因劳动能力弱致贫返贫的有8%,其他原因致贫返贫的有20%。不仅如此,近年来因疾病陷入贫困的家庭比例也越来越高,1998年因病致贫返贫占总贫困的比例仅为22%,2015年起一直维持在42%以上。所以,如何降低农村居民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关系到脱贫工作的成败。据此,本文将从因病致贫返贫角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来识别农村居民中由于疾病在未来陷入贫困的群体。同时,关于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现有文献大多以绝对贫困来界定未来是否陷入贫困,这与我国贫困状态向相对贫困转变的的现实状况不相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指出,在现行标准下,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该目标的实现意味着按现行贫困标准计算的绝对贫困人口在统计上消失。基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脱贫目标,我国贫困形态开始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所以,为顺应我国贫困形态的发展规律,需要结合相对贫困标准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有助于更有针对性的减贫措施的制定。对因病致贫返贫角度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可以有效识别未来由于疾病陷入贫困的群体。那么,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是怎样导致农村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之所以研究重大疾病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路径,是因为重大疾病一般治疗周期较长,医疗费用成本较高,甚至减少个人的预期寿命,降低终生收入总值,是家庭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对该传导路径进行研究,可以了解重大疾病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从而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阻断该路径,为缓解未来因病致贫返贫提供经验参考。在分析重大疾病影响未来因病致贫返贫的传导路径之后,笔者进一步思考:现有的减贫策略是否能减缓农村家庭在未来由于疾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对受到重大疾病冲击家庭的减贫效果如何?对不同收入阶层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减贫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是通过何种影响机制对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的?据此,本文进一步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和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村家庭未来因病致贫返贫的作用。选取这两个策略的原因是,现阶段缓解因病致贫返贫的对策可以分为正式策略和非正式策略,而新农合和社会资本就是这两类策略的典型代表。正式策略主要为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新农合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医疗保障形式;非正式策略主要为家庭社会资本,例如通过熟人借贷等形式,来支付未被医疗保险覆盖的部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新农合和社会资本对减缓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可以为当前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实施提出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思路。通过制定反贫困政策可以在贫困发生之前进行阻止,进而提高反贫困政策的有效性。为了探究上述一系列核心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因病致贫返贫角度,梳理贫困脆弱性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系统分析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为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至2018年的微观面板数据,通过因病致贫返贫角度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对农村家庭在未来由于疾病陷入贫困的概率进行测度,并在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中加入了基于“相对比较”思想的相对贫困标准,还采用了修正的FGT指数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广度和深度;第三,从经济负担、劳动负担和心理负担三个角度,对重大疾病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路径进行分析,同时也分析了重大疾病影响当前贫困的路径,与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路径进行对比;第四,基于贫困动态视角,分析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能否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贫困发生率,尤其是面临重大疾病冲击时减贫作用如何,进一步分析新农合对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阶段的群体是否具有差异化减贫效果,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第五,社会资本作为应对因病致贫的非正式策略,其缓解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的效果也值得深入研究,并分析发生重大疾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减贫效果是否显著。具体来看,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所示:首先,采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VEP）方法,对因病致贫返贫角度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考虑到我国贫困状态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现实,不仅采用绝对贫困标准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还将相对贫困标准应用到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中。其中相对贫困标准基于“相对比较”的思想进行界定,并与绝对贫困标准相结合形成弱相对贫困线。随后,采用基于弱相对贫困思想的修正后的FGT指数对贫困脆弱性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测度。为了与贫困脆弱性这一未来贫困状况相对比,本文还分析了当前贫困的广度和深度。测度采用2010年至2018年的CFPS追踪调查数据进行计算。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的绝对贫困脆弱性发生率基本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弱相对贫困脆弱性发生率基本呈现平稳波动的态势。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贫困脆弱性差距比率均大于基于绝对贫困线的贫困脆弱性差距比率。其次,基于贫困动态视角,对因病致贫返贫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先分析了重大疾病对农村家庭因病致贫返贫角度的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发现患重大疾病可能性的提高会增加农村家庭处于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的概率。且不论是基于弱相对贫困的测度方式还是绝对贫困的测度方式,重大疾病对贫困脆弱性的经济效果均大于对贫困发生率的经济效果。对中介传导渠道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从经济负担角度来说,重大疾病会促进农村家庭直接经济负担的提高,并促进现阶段贫困可能性的提高;重大疾病会促进农村家庭间接经济负担的提高,并促进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概率的提高,且间接经济负担对现阶段贫困发生率的经济效果更大。第二,从劳动负担角度来说,重大疾病会对工作参与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工作参与和工作时间的降低会提高农村家庭处于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的可能性,且这两个渠道对贫困脆弱性的经济效果更大;重大疾病还会降低外出打工的概率,从而促进现阶段贫困可能性的提高。第三,从心理负担来看,重大疾病会带来认知能力损耗和负面情绪,从而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发生率产生正向影响,且上述渠道对贫困脆弱性的经济效果更大,而注意力损耗并不是疾病影响农村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渠道。再次,分析新农合对因病致贫返贫的减缓作用。结果显示,第一,在不发生大病冲击时,新农合会起到显著的减缓未来贫困的效果,但未对贫困发生率产生显著影响;在发生大病冲击时,新农合会显著降低家庭的未来贫困发生率,但依然未对贫困发生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第二,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可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农合的减贫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新农合对较高收入阶层的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发生率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进行分析可知,新农合对老年家庭这一弱势群体的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的缓解作用较小甚至会出现反向作用。第三,关于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新农合对农村家庭工作参与和工作时间的促进作用逐渐提高,同时对更高收入阶层的健康状况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从而可以对贫困脆弱性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分析表明,随着年龄的提高,新农合对农村家庭工作参与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对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也逐渐减弱,从而使得新农合对老年家庭的减贫作用较弱。总体来看,实证结果表明新农合的减贫对象定位出现了“目标上移”的现象,并且工作状况和健康状况的改变是重要的影响渠道。最后,分析大病冲击下社会资本缓解因病致贫的作用,并分别分析了对当前贫困和未来贫困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类社会资本对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第一,从社会信任来看,不论发生大病冲击与否,社会信任均未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第二,从社会声望来看,在不发生大病冲击时,社会声望可以起到显著的降低未来贫困和当前贫困的作用;在发生重大疾病时,社会声望不会对贫困脆弱性及当前贫困产生显著影响。第三,从社会网络来看,在不发生大病冲击时,社会网络可以起到显著的降低未来贫困和当前贫困的作用;在发生大病冲击时,社会网络会增加发生贫困脆弱性的概率,降低当前贫困的可能性。第四,从社会参与来看,在不发生大病冲击时,社会参与可以起到显著的降低未来贫困和当前贫困的作用;在发生重大疾病时,社会参与会对当前和未来贫困产生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会对贫困脆弱性产生促进作用,本文还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大病冲击会增加家庭获得亲友经济援助的可能性,这会降低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但由于亲友经济援助也须偿还,倘若农村家庭未来无法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亲友经济援助也可能会增加这些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主要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针对新农合对最低收入阶层和老年群体等弱势群体减贫效果较小的现象,医保政策要精准瞄准弱势群体,确定差异化的起付线。第二,医疗费用支出是导致贫困的重要渠道,要适当扩展“合规”医疗费用的范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还要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主要手段,下大力气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第三,针对社会网络对贫困脆弱性的增强作用,要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化和法律化发展,并加大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投入。第四,针对社会参与对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的有效抑制作用,要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贫困群体的社会参与程度。第五,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以新农合制度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险,特别是扩宽疾病病种保障范围,发挥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从而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减轻农村居民医疗费用负担,避免农村居民陷入“贫困陷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理论分析上:系统分析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本文系统分析了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将贫困脆弱性分解为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并分析影响各维度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本文首先对贫困脆弱性的形成原因和测度维度进行理论分析,系统分析其形成机制。从能力贫困视角,将贫困脆弱性划分为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两个维度,并分别分析影响各维度的因素。家庭收入水平主要会受到持久收入水平、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家庭收入波动会受到风险冲击、风险抵御能力、社会支持可获得性以及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还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贫困脆弱性各维度的影响。通过对贫困脆弱性测度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完善,可以为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提供理论支撑。第二,在测度方式上:改进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本文从因病致贫返贫角度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在贫困线的界定中加入相对贫困标准,并采用修正的FGT指数分析贫困脆弱性的广度和深度,使其与我国现实状况相结合。具体来看,首先,基于我国贫困形态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现实,将相对贫困标准加入到贫困标准的界定中,从而得出包含相对贫困的贫困脆弱性,使其可以与我国未来的减贫现状相结合。其次,因病致贫返贫是造成我国现阶段贫困的主要原因,本文从因病致贫返贫角度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来得到家庭或个体在未来由于疾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样可以有效识别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从而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帮助其降低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性。最后,采用基于弱相对贫困思想的修正的FGT指数,来分析贫困及贫困脆弱性的广度和深度。修正后的FGT指数可以将贫困的绝对方面和相对方面相结合,并分析每部分的贡献。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关注减贫策略的动态减贫效果。本文在分析新农合和社会资本的减贫效果时,同时关注各对策对当前贫困和未来贫困即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体现贫困的动态特征。具体来看,本文基于贫困的动态特征,对现有的缓解因病致贫的主要策略的效果进行评估,主要研究新农合和社会资本对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不仅分析当农村居民遭受大病冲击时,新农合和社会资本会如何对贫困脆弱性即未来贫困产生影响,还将新农合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与对贫困发生率的作用进行对比,注重贫困的动态性,从而发现现有策略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