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全国以“孝”为本，使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 孝治在汉代成为治国纲领，并终两汉四百余年而不变，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汉代的历史根源、社会土壤以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综合决定的历史选择。 汉代孝治文化继承并变异了先秦儒家丰富的孝道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孝道理论，不仅有了系统的理论形态，而且侧重于政治指导作用，把理论提高到了可操作的层面，为统治者的孝道理论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为了政治统治需要，汉代思想家引申和扩展了孝道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孝道观念，使孝道的外延不断扩大，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汉代统治者大力倡导孝道，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维护家庭、宗族的血亲稳定，最终目的乃是“移孝作忠”，让道德为政治统治服务，所以整个汉代孝道理论的核心就是“移孝作忠”，把小“孝”变成大“孝”—忠，即把原来的门内之治的“孝”变成门外之治的“忠”。汉代孝道思想在大的原则上没有变化，但小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尤其在西汉中后期，董仲舒等开始用阴阳五行学说等来附会孝道，进一步对孝道观念改造、扩展和延伸，演变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孝道体系，使孝道思想开始神学化。东汉统治者“宣布图谶于天下”，用更落后、更迷信的图谶对孝道思想进一步神秘化和迷信化，此时的孝道思想具有了明显的神学色彩。 汉代重孝治还表现在统治者对孝道思想的具体实践上，制定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全面实施其孝治方针。在大力推行孝道教育的同时，朝廷奉行尊老国策，形成相对完善的养老、敬老体系。为了使人人行“孝”，朝廷和地方政府都制定一套完密的褒奖机制，对孝子孝女进行奖崇。在用人制度上以孝悌品行为标准，在政治上为孝子顺孙安排好出路。 汉代大力倡导孝治，使两汉社会形成讲孝行孝的浓厚氛围，汉代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社会秩序相对良好，家庭相对和谐，但孝道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它积极影响的另一面有着忠孝之间的矛盾、东汉的报仇之风盛行、家庭内等级森严、子女人身受限制等的消极影响，这也决定了汉代孝治文化走向衰落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