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诸多关注，从学者到政府官员，将对失衡的讨论推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本文通过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在各国之间分工所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解释失衡的存在和发展，并思考中国对外失衡的特点。　　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引言部分指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创新和不足，并进行了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一章从金融发展对一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的影响入手，将比较优势的概念扩展到金融业和制造业的范畴，引入建立在这种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新型国际分工。新型国际分工通过影响全球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从而导致了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第二章通过经验数据和计量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支持第一章观点的证据。国际分工指标体现着该国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发达程度，也体现该国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控制经济增长率、人均GDP、金融深化、政府收支、人口结构、开放程度等变量后，分别采取混合模型、面板随机效应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本模型的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在肯定了失衡存在的合理性之后，第三章转向对经常项目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以补充说明前两章的观点，考察新型国际分工的解释是否影响着失衡的持续性。第三章对全球近50年来的持续巨额失衡和失衡逆转事件进行详细分析，观察全球失衡逆转发生前后经济变量的趋势。之后，作者应用离散变量回归方法检验影响经常项目失衡逆转的经济变量，其中重点关注国际分工指标。第四章考虑新型国际分工与失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对失衡的看法和失衡理论的发展都与失衡本身的历史分不开，而对人们判断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在失衡背景下为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事件的爆发，正如此次危机再次唤起人们对失衡的担忧。第四章从失衡和新型国际分工的角度解释危机的发生。第五章提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对全文作以总结，提出政策建议和展望。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随着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金融创新对经济的影响的加深，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更加发达的国家在金融业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这是比较优势概念在产业之间、尤其是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应用。各国依据这种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具有金融比较优势的国家专业生产并出口金融资产，处于经常项目逆差。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处于经常项目顺差。这就是新型国际分工导致全球失衡的机制。　　第二、全球数据的检验结果验证了新型国际分工对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影响。用金融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指标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一国分工越倾向于金融业，该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水平越高。这一结论进一步得到了各种变形的指标的验证，也通过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本文定义下的巨额赤字和巨额盈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概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高。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赤字相对于巨额盈余更容易持久，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相反。赤字逆转的高发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逆转发生频率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盈余逆转从全球样本上来看，在时间上的分布比较均匀，发生频率也同样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最高。这与新型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指标也是预测经常项目赤字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一国金融产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变化越大，该国发生经常项目赤字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观点，即新型国际分工对该国的经常项目收支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五、失衡和新型国际分工是影响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一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和分工从制造业向金融业的倾斜都会提高危机发生的概率。但是对于新型国际分工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本文仍持保留意见和发展的眼光。当金融部门的发展严重超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时，就有可能发生危机，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新型国际分工趋势的合理性和金融发展的必要性。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分工还在动态发展阶段，而且金融发展无论在金融较发达国家和金融较不发达国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因此失衡和新型国际分工在此阶段对危机的影响也就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