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转移支付即家庭之间、亲朋之间甚至邻里之间的馈赠,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其与公共转移支付一样起着缓冲家庭收入冲击,降低致贫风险的作用。在我国,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和民生政府的建设目标,使得我国政府逐步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支出规模。另一方面,家庭赡养观念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的存在,使得私人转移支付仍普遍盛行。在我国,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出于何种动机?政府社会公共福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私人转移支付行为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和评估相关公共政策的效果提供参考和依据,还有利于分析家庭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包括五部分：第一章为引言,介绍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基本概念界定以及创新和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第三章为理论综述,分析私人转移支付动机以及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影响的一般理论,并构建文章实证模型；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通过CHARLS调查问卷数据整理,对家庭特征变量下的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私人转移支付数额、私人转移支付概率进行样本统计分析；其次是实证分析,通过Ⅳ Probit(?)(?)Ⅳ Tobit方法,分析户主变量(如户主的性别、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居住状况),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子女特征变量),地理因素(城乡,省际),转移支付前净收入因素对家庭私人转移支付接受概率和接受数量的影响,验证私人转移支付动机的非单调性假设是否成立；再次,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两者的“挤入”或“挤出”关系。第五章为结论,从实证分析结论出发,提出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建议。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私人转移支付并不出于单一动机,而是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共存,交换动机更为显著,子女数量的降低,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看护孙子女都会使家庭获得转移支付的概率和数额增加。但是,无论在何种动机下,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都是挤出效应,公共转移支付的增加降低了家庭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和数额,且这种挤出作用十分显著,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使家庭获得的私人转移支付减少11元。同时,数据分析显示,转移支付并非以风险分担为中心,利他动机的转移支付仅出现在最富裕家庭,说明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出效应可能在低收入家庭并不显著。随着家庭转移支付前净收入水平的增加,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数额有增加的趋势,为此可以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并不十分有效。分地区实证结果分析显示,我国私人转移支付呈现地域性特征,相比沿海省份,内陆地区更倾向于以家庭为主的赡养方式,更广泛的私人转移支付净给予者分布阶层和相对较低的公共转移支付挤出数额。但是,我们也发现,在总体样本统计下的结论与分地区统计略有差距(转移支付动机、公共转移支付占比、户主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子女居住地区)。在甘肃,家庭转移支付前净收入水平与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呈现负相关,总体表现为利他动机,而在浙江,家庭转移支付前净收入水平与私人转移支付的接受概率呈现正相关,总体表现为交换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