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过程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阶段。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以文学救国，发起“诗界革命”。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前后两年间，梁启超对黄遵宪“从略有微词到全力歌颂”。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推崇他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长篇诗作，表彰黄诗“存吾国，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著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著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著、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著外，大多数文学史著（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著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著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著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著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三、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与文学史著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著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著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著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