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对外开放核心要义,“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我国与全球和区域间对外经济合作关系新的内涵与趋势。省市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基础单元,也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提升,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倡议提出以来,各省市地区积极布局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探索开发与沿线国别贸易合作新空间新动力,成为各省市地区对外开放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沿线众多国家,参与主体、对象及目标多元且复杂,省市与沿线各国开展合作普遍面临着经济投入风险大、非传统安全威胁扩大等诸多现实挑战。鉴于此,各省市在与沿线各国开展经贸合作过程中不可能实现全面开花,只能立足于当前合作基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针对性地对沿线重点国家进行深度拓展,分梯次推进各领域合作。论文选取69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别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国家与重庆市贸易合作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重庆市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总体处于上升通道内,占比稳定,合作力度逐渐增强。但贸易总额随重庆市外贸合作总体水平波动较大。且重庆与沿线各国经贸合作具有区域高度集聚特征。东南亚、西亚、南亚为沿线主要合作区域,占沿线贸易总额87%。为解决各省市合作国别精准化问题,本文从省市视角构建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贸易合作国别选择评价模型,并以重庆为合作主体,筛选出新加坡、新西兰、阿联酋、马来西亚、以色列、泰国、波兰、越南等共计18国为重庆市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重庆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对象。此外,为进一步实现对18位重点合作国别合作效率与合作潜力测度,并探索影响省市对外贸易合作水平持续提升的核心变量,本文以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为分析工具,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与陆海大通道建设运营均显著提升了重庆市与沿线相关国家贸易效率与合作水平。相关国别贸易开放度越高、基础设施质量越优、关税水平越低均能吸引重庆市企业与之进行更大规模贸易合作。且相对于对方国家经济规模,重庆市总体对外贸易合作水平长期以来一直更受自身生产能力的制约。由实证结果可知,2000-2016年在重庆市与沿线重点国别贸易合作过程中,贸易非效率显著存在。且由于受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沿线整体贸易效率总体略有下降,至今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最高水平。最后,为对各类重点国别实现针对性差异化合作,本文结合待开发潜力与贸易效率水平高低组合,将重点国别再分类为四类国家,并参考指标评价体系实证国别特征分别给予差异化合作策略建议。研究认为: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和区域分工和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省市作为新时期对外开放基础单元与核心动力,应紧扣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充分发挥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础作用。重庆应从升级市内营商环境;提升与沿线国别互联互通水平;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加强国别合作力度;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入手,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贸易合作质量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