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禁锢、反抗与适从、选择与责任是福尔斯小说的基本主题,这源于他对大自然的沉迷和对存在主义的哲思。福尔斯置身于二战后的“荒原”世界,其一生都在为人类如何生存于社会、如何冲破种种社会压力、确立个体独特性而探索不息。源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就与萨特存在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福尔斯的小说世界,可以发现他总是喜欢将其主人公放置在或是令人感到窒息、或是令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尴尬处境中来考察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奈,从而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践行者。福尔斯小说因其特殊情境的设置而显现出浓郁的存在主义色彩,尤以其前期三部小说最为突出,这些作品也呈现出作家为人类自由而做出的步步深入的存在主义探索。福尔斯存在主义思想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这与他生活的环境与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有很大关系。《收藏家》中那个“幽闭的地下室”的双重隐喻设置,旨在阐明格雷戈幽闭的内心是社会的禁锢性所致,他对米兰达的囚禁,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禁锢：“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囚徒,他自己那个充满仇恨的、狭窄的世界的囚徒”；作品在这里鲜明地体现了福尔斯关于“自由需要社会公平,意志的自由与生存处境的自由是紧密相连的”的存在主义观点,也呈现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巫术师》中关于“上帝的游戏”的设置,为尼古拉斯的自我成长提供了一个充满自由的平台,使他因此而确立了正确的自由观,从而摆脱了个体在这个荒谬的、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上所感到的虚无感。尼古拉斯最终的自我实现正是作家“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于单独一个人身上,因此也就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自由”的“相对自由”观的形象图解。《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家又通过“时间误置”的存在主义时间观和三个不确定结局的设置,呈现出查尔斯面对不同选择时的焦虑和彷徨,以及他对抗“逆某”的过程,从而也阐明了个体在面对社会种种压迫时该做出的努力,小说因此而真正实现了作家在其哲学著作《智者》中提出的“维护个体的自由,抵制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强迫人们循规蹈矩的种种压力”的哲学构想。福尔斯作品中特殊的情境设置就这样直接参与了作家存在主义思想的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