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弗维尔曾经说过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而重写是按照权利的要求操控原文。所有的重写形式，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所以，译文是顺应当时目的语文化中某种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产生的，同时，这种意识形态也用来检测该译文。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不仅是所有译本中最出名的，同时也据称翻译了最多的篇数，因此被选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本论文旨在对此译本从意识形态的视角，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研究翻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点，本论文对意识形态采取中立的态度，描述性地记录译文中的相关翻译现象，并且做出可能的解释。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本论文分析赞助者的意识形态、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重写译文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致力于科举考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但总是事与愿违，为了养活妻小，他长年一人在外，给官宦人家做幕僚教私塾，目睹了官场上的种种黑暗和官员们生活中的声色犬马，再加上本身的各种遭遇，他一方面憎恨腐败贪污等等社会阴暗面，一方面又对它抱有希望，希望浊世中能出现一股清流，出现一位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让他早日登科，飞黄腾达。就这样，怀着这种复杂的希望，这位才子写下了《聊斋志异》。而翟理斯在翻译这本大作时，做了大量的变动，作者的写作原意已经无处可见了，整个译本改动之大，使得翟氏的译本更像是一本关于中国鬼狐的故事集。但是分析当时的英国、英文读者和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这些改动却是合理的，是三种意识形态的合力的必然结果；而从译者的角度来说，为了让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被接受，译者按照当时的需要对译文作了必要的改动。归根结底，译文是对原文的改写，按照目的语当时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而做出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