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财政部等五部委2008年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来,内部控制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相比,现有文献对内部控制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社会信任角度予以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诚信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信任的作用被愈加重视。因此,结合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从企业微观视角探究社会信任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不仅丰富了内部控制外在影响因素研究,更进一步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本文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信任对于内部控制的作用,并探索其作用途径。本文进一步引入外部制度环境、产权性质、政治关联、董事长个人特质以及员工特质等作为调节变量,观察社会信任对于内部控制的作用是否因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最后,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债务融资成本为视角,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信任是否通过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而产生部分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第一,社会信任对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主要体现在对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信息沟通等要素的影响。第二,在市场化程度低、法律保护薄弱的地区,社会信任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具有提高效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信任对于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第三,社会信任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呈现不同作用。社会信任能够对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进一步,在非国有企业中,社会信任的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更能发挥对内控的提升作用。第四,在董事长与员工个人特征方面,我们发现社会信任在那些董事长年长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具有财务或者法律专业背景的公司中更能够发挥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在员工层面,社会信任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在员工整体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公司中没有显著差别。第五,社会信任具有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并且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对于社会信任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信任在微观层面的作用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于内部控制的作用机制,以及由此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同时,本文补充了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推进上市公司内控建设提供了来自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证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