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趋于深入。同时在经历剧烈的人口转变之后，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人口红利时期。经济发展持久、高速，劳动供给在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城镇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对劳动供给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目前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真实程度和具体原因，并预示将来进一步发展趋势。本文从人口学、劳动经济学、社会学、计量经济学等方面多视角研究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个人劳动供给的决策模式。论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先对劳动供给影响因素作了分类：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流迁因素、制度因素，并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变动的实际状况，作出一些理论上的推理判断，尝试对我国城镇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作理论解释。随后利用人口统计、社会统计、经济计量、空间统计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劳动供给变化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城镇人口数量和结构影响了城镇劳动供给。城市功能日益多样化，城镇教育、居住功能增强使得非经济活动人口增长迅速，从而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其次针对人口转变的结构效应，利用改进后的标准化方法，分离出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变动对参与率的影响。论文还尝试对人口生命事件与劳动供给的关系以及个人终身劳动供给进行定量研究，得出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城镇男性、城镇女性的平均期望就业年限分别为34.58年、29.61年、37.83年和33.07年，平均期望失业年限分别为3.10年、3.77年、2.93年和2.77年。2宏观数据分析以及微观决策模式研究的结果同时表明，收入是影响劳动参与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的增长以及多元化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两个层面分析结果高度一致，也与国际发展规律相一致。工资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而与劳动供给时间为负相关，这并非是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结果，而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作岗位性质共同作用所致。同时家庭负担对个人劳动参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弱势群体存在就业陷阱，工作时间越长者工资收入越少，越是贫困者就业越难。3失业率不仅存在“回滞”现象，而且对劳动参与存在“增加工人效应”和“沮丧工人效应”，但二者发生的时间不同。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向量自回归、格兰杰因果分析等方法来确认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同期上失业率对参与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工人效应”。当家庭成员失业时，其他非经济活动成员会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求工作以弥补收入不足。滞后的影响表现为：失业者因长期找不到工作丧失信心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现期和滞后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但滞后的影响更大，因而总的影响是负效应。4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尽管接受教育期间，个人的劳动参与减少，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但从个人终身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来考量，教育的净效应均表现为能够增加劳动供给，教育的回报不仅表现为更高的工资率，而且可以将目前的劳动力储蓄至未来一定时间后使用，并能提供更多的劳动量。因而发展教育将对减缓目前的就业压力，弥补未来劳动力不足起到重要的作用。5描述分析发现，家庭成员间就业状态高度关联，为显著的趋同效应。当一方经济不参与时，另一方不参与的概率也相对较高，一方劳动参与时另一方参与的概率也高，传统的家庭分工理论难以解释。但研究同时发现，家庭内部分工依然存在，配偶的工资收入对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负的影响，这又与前一结论似乎矛盾，合理解释是就业状况趋同是择偶条件所致，形成于婚前，而家庭分工是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在婚内形成。夫妻间、父代与子代间都存在很高的就业关联，照顾子女会降低母亲的劳动供给，进而增加父亲的劳动供给；子女就业则减少母亲的劳动供给，而子女就业对父亲就业的影响正相反。子女先通过影响母亲的就业状况，进而影响父亲的就业。6人口迁移流动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也对城镇本地人口劳动参与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但替代率只有7％左右。人口的迁移流动使得全国劳动力市场趋于一致(失业率收敛)，但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是借助外生的农民工流动来实现，城镇人口的流动并不具有就业弹性，因而这种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不是有机的，区域分割仍然存在，但分割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省区的的分割转为大经济区之间的市场分割。7劳动就业制度变革与相关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影响了劳动供给。就业制度变革提升了就业成本和效率工资率，但二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可以肯定的是，制度变革使得劳动者有效劳动时间增加；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了年轻人的劳动供给，但加速年长劳动力的提前退出。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参与率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内部分工成为可能，制度变迁和家庭结构变动提升了就业成本，从而促进了家庭分工的深化。理性决策是劳动参与意愿下降的根本原因，城镇功能的多样化、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