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在社会中意味着个体成熟,但不同社会对于成熟背后意涵的理解往往不同。成年作为一个日常使用概念,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对于成熟的理解。成年与否的划分和年龄直接挂钩,年龄界线成为社会判断成年的普遍标准。在近代变迁的中国,社会对于个体成熟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随之引起学者对于成年年龄的争论。成年在法律上意味着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可以享有完整的权利,履行社会赋予的义务。政府颁行成年的权利义务政策,如关于选举权、兵役、考试权的法规等,规范民众生活。民众往往以权利争取利益,政府往往以义务施加责任。在传统社会的法律与礼制中,不仅对成年年龄界定不同,还规范了不同的权利义务。清末民初修订新法,出现民法、刑法成年年龄不同,大理院判例成年年龄不同,虚岁、实岁成年年龄计算不同的混乱情况。清末民初对于成年时应具备素养有了新的要求,在婚姻应具备能力、法律应具备能力、教育培养能力上均出现了新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成年概念,更多被应用在年龄划分、权利义务政策、教育中。在年龄划分中,学者争论主要集中在十六岁、二十岁何者更适合作为成年年龄,结婚成年制度是否适合社会发展两方面。学者在成年取决于个体行为能力、成年年龄计算方式上达成较大共识。政府最开始确立刑法成年年龄为十六岁,民法成年年龄为二十岁,之后不断修改法律中的成年年龄,并在《民法亲属篇》中确立了结婚成年制度。随着政府政策中的成年年龄发生变化,社会各领域的成年年龄也逐渐从原本的或二十岁、或十六岁,转变为十八岁为主,部分维持原状的情况。《民法亲属篇》确立的结婚年龄、结婚成年制度也对婚姻、婚约产生影响。在政府政策中,政府颁行成年相关政策,规范民众权利义务关系。学者在公共平台宣传权利义务观念,讨论约法、宪法中的权利义务规定,推动了约法贯彻落实,阻碍了宪法草案出台。政府在约法、宪法中确立权利义务原则,在政策中推动权利义务具体落实,除固定性权利义务外,也出现了许多临时性权利义务。社会基于传统“义”、“利”概念,理解权利义务观念,宏观上考量权利义务是否均衡,在微观政策中,民众基于自身经济因素,做出不同反应。在成年教育中,学者强调识字是观念培养、个体健全的基础。责任意识、权利义务观念与能力是成年的必要条件。政府颁行相应教育政策,在常识科、公民科等课程中灌输责任意识,培养民众政治能力,塑造健全公民。民众对政策做出不同反应,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