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叙事传统,西方不仅在他们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对东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且中国法也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出现,中国法形象存在于西方世界已经七个多世纪。但是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对中国法形象的赞美在启蒙时代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也正是这种不一样声音的出现,推动“中国热”发展到顶峰。本文的关注点就是启蒙运动高潮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法形象的赞美由持续发酵到出现质疑声音,到最后走向巅峰的整个发展脉络。伏尔泰(Francois Marie Voltaire,1694-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领袖和先驱,是当之无愧的颂华派旗手。他是十八世纪最了解中国和谈论中国最多的欧洲思想家。他的著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Essais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简称《风俗论》,是第一部以中国作为世界史开篇的巨作。伏尔泰认定中国是开明君主的典范,认为中国的法律完善、严明且统一,甚至为中国家长式统治唱赞歌;同时对孔子的大力推崇成为他手中反对教权的利器。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作为法社会学先驱,尽管不是启蒙时代首位对中国法形象展开批评的思想家,但是,作为“法国18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孟氏对于中国法形象的批评无疑是最具理论性和体系性的。他的政体学说以及对中国是专制主义政体的论断和对中国礼仪优劣的全面评价,属颂华主流歌声中的另类声音,为后来批评中国政治制度的主题奠定了基础。虽然同时期也出现了诸如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年)、马布利(G.-B.de Mably,1709-1785年)、费内隆(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1651-1715年)等其他贬华人物,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均不能达到孟德斯鸠的高度和深度。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年)是法国经济学家及思想家,重农学派的领袖。他毫不含糊的承认中国是专制主义,然后满腔热情的歌颂溢美中国的政治制度,他把中国作为理想王国而大力赞美执着追求,发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ina,另译《中国的专制主义》),其中针对孟氏对中国的批评逐一进行反驳,把“中国热”推上了顶峰,把开明专制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对孔子思想的极力推崇及赞美,使他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究其根本,他们对中国法形象所持的态度都是他们个人政治理想和理想前见的缩影。伏尔泰与魁奈推崇中国道德和政治结合的政体是对现实中理想国的祈盼,用中国的实例论证自然神学与理性主义的进步意义,是他们反对教权的利器。他们坚持理性和进化论,坚信借鉴中国的政体和儒教统治形式能适应并促进当时法国的发展,符合理性和自然道德的开明君主制及儒教是法国的榜样和学习的典范。与之相对,作为法社会学先驱的孟德斯鸠运用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用整体性思维,脱离单一的法律发展模式,考察法律与物质条件、气候、地理位置和居民的信仰之间的关系,运用中国反向证明他的思想理论。剥离表象,深入挖掘,我们会发现中国法形象对西方的影响是深远而意义重大的。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和法形象为启蒙主义者提供了反教权的武器,为西方发展提供“他者”的借鉴,是西方自己确认的镜子。西方这种通过对异域文明关照,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十八世纪,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笔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法形象。这两种声音为以后西方认识评价中国以及自我评价开辟了两种不同的先河,即“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