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杰出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并且显示出和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阶段性特征。1961年,诗人余光中拉开了我国译介狄金森的诗歌的序幕,不过其译介对象当时只限于港台读者。由此到“文革”结束之初(1978年)是我国译介狄金森的第一阶段。1978年,狄金森首次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自此至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狄金森译介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即译介的第三阶段,我国涌现出多种狄金森诗歌译本。第四阶段,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狄金森的译本数量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但是译介的范围却仍旧有限,她的相当一部分诗作和书信仍处于我国读者的接受视野之外。　　 与狄金森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相似,诗人在中国的研究也相应地经历了四个阶段,呈现出由萌芽、兴起到不断发展,再到渐入佳境的演变轨迹。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我国狄金森研究的第一阶段,即萌芽时期。余光中是我困狄金森诗歌评介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狄金森研究开始全面兴起。这一阶段的研究一般未能摆脱阶级论的旧有框架,却也不乏一些高质量的文章。到了90年代,狄金森研究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阐释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研究内容则涵盖主题研究、风格研究、汉译研究、语言特点研究等不同层面。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狄金森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不仅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而且有三部学术专著相继问世。但这些论文的内容却有明显的重复性,缺乏新意和深度。在逐渐走进狄金森诗歌艺术世界、发现其底蕴的同时,我国研究者、评论者们也难免发生一些“误读”。由于“接受屏幕”的关系,我国的研究者误将她诗作中的基督教线性时间观理解成轮回的时间观。　　 狄金森独特的诗歌艺术也为我国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照,对我国当代诗人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诗人余光中和夏菁的诗歌创作都受到了狄金森诗歌的影响。到了90年代,狄金森的“凝练”手法又为另一诗人汪国真所借鉴。　　 综观狄金森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史,可以发现:在译介方面,我国的狄金森译介经历了一个由零散到逐渐系统的过程,却仍旧很不充分,还有很大一部分诗歌和书信亟待翻泽。相应的,狄金森在中国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国外的狄金森研究相比,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文学接受是影响的前提,但是影响的发生除了和包括译介、评论、研究在内的“接受”相联系之外,还与读者的阅读直接有关。狄金森的诗歌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余光中、夏菁和汪国真等当代诗人,而且走进了中学课堂,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外文学的交流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