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及其发展的主导经济力量。土地资源作为一种提供系列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自然资源,其对城市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土地”归为了资本的范畴,忽视了土地在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尽管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阈重新探究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然而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土地资源对整体国民经济增长或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忽视了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增长及其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但是就现实而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土地需求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有限性供给约束与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开发与利用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与农业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有鉴于此,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的角度,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的影响问题应该得到学者的关注。这是本文的研究动机和主要目的,也是本文选题意义之所在。本篇论文总共包括十章内容。第一章是绪论,正式的探讨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章结束,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经济分析的层面,通过将“城市土地”与“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从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考察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效应；二是从制度分析的层面,围绕城市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利用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考察政府土地供给对城市土地利用以及城市土地制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从经济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影响效应分析,论文进一步地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阈以及对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现实性缺陷的思考,提出我国城市土地制度优化与创新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分析土地资源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提出我国不应片面追求高城市化率,应注重城市与农村的协调性发展,并且应选择走“内涵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以及“集约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并通过经验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化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所表现出的“集约效应”与短期“滞后效应”,阐明尽管城市用地面积的增加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非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在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过程中,并非须以城市土地的增量供给和高城市化率作为前提条件。通过分析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的“增长阻尼”效应,首先从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证明依赖于增量城市土地供给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保持城市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以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为前提,以单位城市土地上资本和技术投入的不断提高为依赖的城市产业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而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城市土地对城市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阻尼效应,同时也存在“负向”阻尼效应,并对产生“负向”阻尼效应的原因作出了经济解释。通过从动态分析的视角,分析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一方面从理论视阈不仅证明技术进步是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须条件,还进一步阐明在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资本、土地与技术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经济发展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阐明城市土地对城市经济发展在“量”和“质”上存在的表现差异,同时也说明城市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实现城市土地有效集约利用的重要影响作用。通过从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的角度,分析政府土地供给对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效应,本文阐明我国地方政府在追求城市经济发展及其自身局部利益过程中形成了对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内在诱因,进而提出遏制我国城市土地过度供给以及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过度扩张的关键在于改变我国现行的城市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通过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城市土地投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城市土地制度对城市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本文根据在通常情况下土地投资对经济绩效的正向决定关系,从理论模型分析的视阈,阐明在完全市场与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城市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与其对城市土地交易的自由性限制对城市经济微观主体的土地投资行为,进而对城市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并据此指出优化我国现行城市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及其选择方向。通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优化,本文以马克思土地所有权理论为借鉴,提出构建我国城市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以及对城市土地发展权绝对收益与级差收益的划分；以马克思土地资本化理论为基础,提出城市土地使用权价格确立和计算的方法；以马克思土地地租理论为依据,提出城市土地收益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城市土地使用者之间分配的具体机制；以马克思地域分工理论为指引,提出构建与“功能区经济”相适应的跨地区、跨部门的城市土地监管与协调新机制。通过运用矛盾论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内因与外因等唯物辩证方法,考察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现实性不足,并围绕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调整与优化问题中所涉及的产权制度设计、组织制度安排、土地供求管理以及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等四个方面,提出应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明晰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的产权边界,并通过产权细化完善我国城市土地的产权制度体系；应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管理中事实地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构建符合“激励相容约束”的城市土地分级授权管理体制；应在完善我国城市土地供给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以城市土地有效需求为核心的城市土地需求管理制度；应从改变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市场的参与形式,构建中央和地方对城市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等两个重要方面,解决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由于中央和地方对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非均衡性所产生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考察城市经济动态演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角度全面阐释了在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土地资源如何影响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增长三者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并从经验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也发现前两者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进而本文提出了一个论断,即城市土地增量供给与高城市化率并非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须条件。二是将城市“土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通过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动态最优化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并证明了以城市土地增量供给为依赖路径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并阐明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资本、土地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内在制约关系；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一方面发现并解释了城市土地对城市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负向”阻尼效应,另一方面阐明了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三是基于政府在城市土地供给对城市土地利用以及城市土地制度设计对城市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分析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视角以及对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现实性缺陷的思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优化和创新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对策建议,并在论述中提出了例如“城市土地发展权的绝对收益与级差收益划分”、“构建与‘功能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土地管理机制”等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