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对公民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也使人类社会进入“紧急状态”。面对此种紧急状态,各国在不同治理模式下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使得域内外疫情防控实效呈现出重大分野。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存在失误,未能有效监控、及时控制新冠疫情的暴发,但中央政府介入后,果断采取调动全国物资,进行社会动员等一系列措施,举全国之力挽救人民生命。在所有疫情防控措施中,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密切接触者实施强制隔离与治疗是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但该手段的实施要遵循一定限度。本次疫情中,公民“在家打牌遭训诫”、“未戴口罩被强制隔离”、“禁止返乡人员进入小区”等大量防疫过度现象构成了“硬核防控”的缩影,侵犯着公民基本权利。从法律的角度上看,疫情防控中还存在病毒被纳入法定传染病前未得到及时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缺乏明确授权、跨区域旅行等出行自由被全面禁止等问题。诚然,紧急状态下为了国家秩序的有序运转,需要公民让渡一定自由,但无论在任何时期,限制公民基本权利都要遵循比例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即使国家负有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也不能滥用公权力,以“法治”之名过度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在疫情防控中,无论什么性质的政策,以危机之名被执行,都不会随着危机的消失而消失。无论在哪个国家,所谓的“紧急政策”最后往往都会变成“日常政策”。在我国紧急状态法制亟待健全的背景下,应对以疫情为代表的风险社会,需要在完善紧急状态法制的基础上,加强风险预防,调适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路径。合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合理均衡权利限制程度,更加重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凝聚宪法共识。在不确定的社会生活中,融入宪法价值,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预期。在法律授予国家的必要权力与对这种权力保持反思之间寻求平衡,更好地回应复杂性不断加剧的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