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转轨经济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许多很难应用标准理论解释的产业经济现象，如产业逆集中化、集中度利润率关系弱化、集中度与流动性的正相关性等。这些产业经济现象一方面揭示了哈佛学派传统的SCP产业研究范式在发展中国家直接应用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决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市场绩效因素的复杂性。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工业市场绩效差异放在由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组成的二维空间中，市场结构看成是决定产业绩效的一个坐标，而把产权结构看成是决定产业绩效的另一个坐标，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全面考察转型期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第二章对中国工业市场的集中度和利润率关系静态视角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初期，高集中度行业组的盈利性显著高于低集中度组，但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集中度与盈利性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正相关关系，高低集中度组的盈利性仍然存在差异，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转型期工业行业利润率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产业现象，受诸多因素影响，集中度仅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把样本按照国有化程度分为三个子组有效分解出产权结构对于行业盈利性的影响后，研究发现高集中度组的平均利润率显著高于低集中度组。企业层面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份额与盈利性之间表现出多层次关系，某些行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另一些行业正向关系不明显甚至出现负向关系。因此，不能过分强调企业规模对市场控制力的决定作用的结构主义观点。或许在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相对规模水平与企业对于市场价格、产量的控制力直接相关，市场操纵力总是掌握在行业内的大企业手中。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的竞争特点与传统产业有着本质不同，在位小企业或者潜在进入厂商可以通过创新导致行业技术范式的转变颠覆在位主导性厂商的支配地位，行业的操纵能力与企业规模水平并不成比例。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新特点对传统产业组织政策，尤其是结构主义“结构操纵”思想提出了挑战。第三章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工业部门集中度的变化和市场份额的流动性，从动态视角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竞争程度提供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法。尽管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工业集中度保持相对稳定，但通过市场份额流动性的经验研究发现，稳定的背后影藏着巨大的流动性。对在位企业市场份额变动模式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结论。进一步考察工业集中度与流动性关系，集中度与流动性显著正相关。集中度并不能预测流动性，对行业竞争程度的衡量上，集中度指标与流动性指标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论文对简单“结构操纵”产业组织政策提出质疑，政府需要关注那些高度集中的市场，但高度集中并不是反垄断的充分条件，高度集中的背后或许影藏着巨大的流动性。针对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对集中度-利润率关系解释存在巨大分歧，第四章应用两种思路，检验中国工业经济利润率与集中度正向关系背后是反映大企业经营效率还是垄断势力。基本结论是：基于Martin的研究方法更多支持芝加哥的效率规范，组平均劳动生产率对于组价格-成本加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基于Clarke的研究方法更多支持哈佛学派的合谋规范，对于那些推测变量值大于零的行业，市场集中度对行业推测弹性或合谋程度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工业市场上，市场集中和利润率的市场势力和效率解释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同时也给反垄断法的制定敲响警钟，在政策制定上切忌一刀切，应针对行业不同的特征实施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国企低效率通常被认为是先天性制度缺陷，变革产权也被顺理成章地认可为解决国企低效率的唯一方式。第五章的经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国有经济成分比较私人经济成分的低效率不仅表现在糟糕的财务绩效上，其技术进步率也相对比较缓慢。将国有企业依照行业国有产权集中度划分成不同竞争类型行业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竞争程度的提高不仅提高各种非公有制类型企业效率，国有企业效率也得到提升。通过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多层次的博弈分析，模型比较了不同情形下各种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和社会福利含义,论证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负担的确是其与私人企业利润差距的根本原因。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企低效率的充分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应该放在如何给国有企业“松绑”，培育成真正市场主体。在改善国企经营绩效上，竞争比产权更重要。第六章适当假定后，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对于行为的影响便可以在统一的委托-代理模型中进行。研究得出，无论在完全垄断市场还是在竞争市场上，国有企业管理者管理松懈度都不高于私人企业，并且管理松懈度随着国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对于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委托-代理模型均衡结果的比较，竞争市场下的国企经理比垄断市场的国企经理有更高的管理努力程度，再一次证实国企改革思路中培育竞争环境的重要性。围绕着“熊彼特假说”关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争论，第七章经验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倒U型”假说成立。但企业规模与研发产出的关系比较模糊，表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差异。通过自由进入、进入障碍博弈模型与社会最优情形的比较，得出行业技术机会是影响集中度的关键变量。本文论证自由进入的均衡企业数超过社会最优数，并导致动态福利损失。在制定行业竞争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行业特点，对于技术机会低的行业应降低进入标准，在不损失太多动态效率下提高静态效率；对技术机会高的行业比如高科技行业应适当提高进入标准，提高市场集中度获得更多的动态效率。第八章结合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强调我国未来竞争政策需反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并举、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和实现从维护竞争向促进创新的反垄断思想的转变，并对尚未出台的并购指南提出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