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梳理近代学术史中子书考辨的观念与方法的变迁脉络,并结合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对子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反思与评价。本文的第一章是对历史背景的梳理。其中第一节介绍了历代子书考辨的主要成果,分析了明清时期的辨伪观念与方法。在传统辨伪学中,人书概念不清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对真伪的判定也随时代的晚近而愈转激烈;第二节分析了近代诸子热兴起的内在理路(以子证经直到等视经子)和外缘影响(西方从物质科技层面的冲击到学理的冲击),并指出在研究中使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时的限度及应注意的问题。第二章以胡适为对象,分析他在近代诸子考辨研究中奠定的新范式,并从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批评进一步讨论新范式的影响及其问题。胡适援引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框架,又从传统考据学中汲取科学因子,但其方法论不免“科学主义”之讥,在具体研究中难以施展。胡适在二十年代末也意识到“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并开始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第三章先讨论了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大背景,然后分析《古史辨》中孔老先后的讨论,归纳出古史辨派对于子书真伪的观念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看出,《古史辨》中所用的子书考辨方法大体上仍是对传统辨伪学的继承,但在观念上已经全然抛弃了卫道的立场。虽然许多学者时常有滥用“默证”的嫌疑,不少辨伪方法仍有逻辑漏洞,但在多年的反复讨论中,人、书、思想的概念渐渐得以廓清。第四章着重分析了对古史辨派子书讨论的各种不同的回应。当时站在传统立场上的学人如吕思勉等人强调了子书流传的通例,这些通例动摇了古书真伪的概念。同时胡适也对考辨方法进行了检讨和反思,针对学者们在使用史实、文体、思想等证据时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胡适提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暂缓判断。进入1930年代后,胡适的学术思想渐渐与欧游归来的傅斯年合流,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一方面强调史料,一方面批评顾颉刚的“层累说”,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史学上的分流被学者称为“疑古”与“重建”之别,然而顾颉刚未必不重视重建,二人殊途也由性格原因导致。尽管《古史辨》对于很多子书的讨论没有最后的结论,甚至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但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人们对于古书复杂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子书真伪的概念也渐渐松动了。第五章从出土文献反思子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出土文献如郭店竹简《老子》表现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古书真伪的观念,学者们将眼光从以往的考辨年代转向了研究书籍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从这方面说,我们的确“走出疑古时代”,有了新的眼光和问题意识。然而现阶段出土文献研究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许多人片面理解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含义,重新走回信古的老路上去,完全忽视前人辨伪的正确成果,将很多已经确定是较晚的材料当成先秦的材料看待;也有人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简单的对应;还有人在研究中急于下结论,忽略了出土文献本身的局限性。夏含夷等西方学者认为,出土文献在解决部分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现在的学者需要做好准备随时修正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