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冷战爆发后美苏两国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展开的首次面对面的对抗和较量。危机的爆发根源于对德分区占领状态下,东西方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走向即统一或分裂问题上的矛盾冲突。美、英、法三国单独筹建西德国家并单方面在德国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的做法,与苏联作为回应而采取的封锁西柏林对外交通的举措所形成的行为互动,推动着东西方矛盾的不断升级,并最终演化为一场对抗性危机。本文将在综合利用从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陆续解密并出版的美英两国(尤以美国为主)各类官方文件、档案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和日记等史料,运用外交史的研究思路,从决策者、决策机构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层面对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决策作深入探究。在研究范式上,本文将按照通行的确定议程、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外交决策三阶段分析法展开论述,在明晰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也注意展现决策的三个阶段在诸多情况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关系。绪论部分在说明选题意义、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任务,并对研究方法和参考资料做出简要说明。论文的主体部分将以决策过程为序,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依据战后初期美苏关系和美国对德政策的演变、从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两个层面考察了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历史背景,并对美国应对国际危机的机制演化作了简单的概述。危机以四月封锁为序幕,围绕着西德政府的筹建、西占区货币改革等具体问题,展现了从小到大直至全面爆发的发展脉络。此外,分析美国对危机事件的初步反应是本章的研究重点,考察的对象将集中在“应对四月封锁”、“封锁平息后的后续政策”以及“对苏联全面封锁的初步反应”三个时段,主要从中央政府及其驻德派出机构军政府两个层面,探究美国在初步反应中的态度、立场甚至对策雏形,以及作出这些反应的动因和意义。第二章,重点探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基本政策的形成过程,论述政府内部参与决策的个人、机构的各自立场及其异同点,进而阐释美国应对政策的实质。美国内部在形成基本政策的过程中主要围绕着对苏照会问题、是否派遣B-29轰炸机对苏实施核威慑、是否加强空运以及是否采取武装护送打破苏联封锁禁闭等问题展开决策讨论,并最终确立了“以外交和解为主、空运行动为辅”的“双轨对策”。当然,该政策的确立还是美国内部从总统到部门官员的决策者个人因素、国际关系现实状况以及包括1948年大选在内的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同时,由于双轨政策两个方面的实施都需要获得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和配合,因此盟友的态度也是影响美国制订对策的重要因素,而华盛顿在确立政策的前后过程中也均与伦敦方面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密切的外交协调。第三章,主要考察美国决策的实施进程,并对其间所凸显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及美国对此所做的进一步决策进行分析,此外还将探讨美国对之前的既定政策进行的反思和调整。在空运行动的配合下,美国联合英法两国首先试图通过与苏联的直接对话化解危机。但在经历莫斯科和柏林两个阶段的会谈后,东西方在筹建西德政府以及柏林货币、交通、贸易等领域的全面分歧,使美国不得不对实施决策的具体策略进行反思,并在与英国等西方盟友协商的基础上调整应对策略。但随后联合国的介入并没能有效调解双方的矛盾,整个柏林城也由于1948年底的市政选举而分裂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间,美国也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在具体的应对过程中调整自身的行动策略。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在危机走向和解的过程中,美国内部的一系列决策讨论和应对举措,及其与英法盟友的对策协调。从1949年初开始,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苏联政府在危机中的强硬政策逐渐趋于和缓,美国对此积极回应,两国通过数次大使级秘密谈判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于5月12日开始解除柏林封锁。但是,该协议在当年6月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得到美、英、法、苏四国政府确认之前,美国依然担心苏联可能恢复封锁并因此在政府内部展开了预防性的对策讨论,并随着外长会议对大使协议的认可而成了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最后决策讨论。此外,危机对美国的欧洲冷战思维和大西洋联盟政策、冷战军事战略、对德政策以及对国内政局等方面的影响,也是本章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结语部分中,笔者试图运用外交决策理论,从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体层面、国内政治和决策机构层面,对美国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做总体考察,并对美国因这场危机而作出的相关决策所产生的成效进行一定的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