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总体上可分为三大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分析“减私租”与“二五减租”的关系以及“私租”问题的出现。通过区分“田赋”与“私租”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关系，说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尝试厘清“减私租”问题的日渐凸显，以及国家政策如何逐渐关注这一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政策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部门到农村社会、到农民的视野的层层推进过程。 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社会各界一步步参与到“减私租”行动中来，“民生主义”与“二．五减租”提出。而作为这一行动(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能称为“运动”)的重要相关者“农民”一步步开始受到“启蒙”，由被动的相关方逐渐变为主动的参与方。 第二部分是关于四川“二五”减租运动(1946-1948年)。这一部分主要致力于厘清抗战胜利后，四川为期一年的“免赋减租”(二五减租)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农民节与四川农民(佃农)的感想”、“中央与地方政治力量的“二五减租”之争”、“四川社会大众的‘二五减租’之争”、“四川“二五减租”推行情况(1946-1948年)”等，来考察“二五”减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力量与地方政治势力间的一场对抗战： 国民政府中央决心推行“二五”减租，地方政治势力决心反对这一政策； 在国民政府中央的强硬态度下，“二五”减租推行了；在地方政治势力的暗中对抗下，一项“惠民”政策变成了“扰民”政策。本应是这项“仁政”受益者的佃农，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沦为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