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是法律赋予作者的一项排他性的权利,权利人可以排除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其作品。但为了促进科技进步和繁荣文化事业,法律为著作权设立了权利限制制度,合理使用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在我国,合理使用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第22条中,该条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罗列了 12种合理使用行为。其优点是明确具体、便于适用,但也存在立法者对未来预见性有限导致司法机关面对个案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大胆突破法条文义范围的弊端,从而不利于围绕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权利保护与平衡。在近年来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实务中,这种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送审稿中,立法者为第22条引入了“三步检验法”和“其他情形”的兜底性条款,试图缓和僵化的法条与多样化的个案情形的紧张关系。本文认为,这是“成文法一经制定便会脱离实际”在著作权法领域的一种生动体现,兜底条款仍然不足以确保个案正义。毕竟,法官在个案中解释“其他情形”时,不得不顾及立法者已经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的文义范围。为此,本文引入“类型化”这种关系化、结构化的思考方式,力图对合理使用进行更具解释力和辐射力的分类,即基于激励个人创作的合理使用、促进信息获取的合理使用、公益使用和保护特定群体的合理使用。这种类型化的合理使用,其实践价值是为个案中的司法裁量提供一种框架性的指引,为法官实现个案正义奠定论述空间;从法理上看,如果说合理使用是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那么这种限制本身也不应当是绝对的,也就是要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利益平衡,这是本文类型化尝试的理论价值。当然,类型化毕竟只是个案中的框架指引,其具体实现有赖于法官的个案论证,为了防止法官肆意,本文认为我国应当适时推出合理使用领域的指导案例,从这个侧面强化对合理使用的个案正义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