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犯罪中止领域的研究在犯罪中止成立的客观要件以及对中止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一方面较为粗浅,对于一些特殊的中止行为或者中止行为的质量问题、因果关系问题以及背后本应考量的中止犯立法理由的价值考量尚有不足和欠缺。中止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律性质,不能仅仅将其作为犯罪中止体系的一部分加以看待。对于中止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还应当经过紧急避险和期待可能性的检验。此外中止行为根据行为是否终了有着两种不同的分类,针对单纯地放弃行为,我们要求必须是真实彻底地放弃,仅针对当前犯罪行为即可,但是单纯的犯罪对象的转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弃。另外对于放弃可重复实施的侵害行为的定性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程度分层次的加以讨论。在犯罪中止的有效性要件中,首先应当注重“结果的未发生”这一客观前提,“结果的未发生”中的“结果”需要规范地加以判断。在出现介入因素的情况下,要考虑介入因素的异常情况,从而准确判断结果的归属。当涉及到共同犯罪领域中时,中止的有效性要件使得中止制度无法在这一领域发挥其自身价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共犯关系的脱离理论来更好地保障部分共犯人的权益,来进一步弥补犯罪中止制度在共同犯罪领域的一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