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影响证券市场效率的两大关键问题,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行为金融与财务会计领域倍受关注。近年来A股多次“大起大落”式的运行态势表明,市场中由投资者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导致的误定价问题较为严重,同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欠佳也一直是A股市场的痼疾,因此,将上述两方面问题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又不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行为金融的迎合理论作为主要依据,本文充分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非对称信息环境下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影响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策略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具体而言,从强制性披露规制下的盈余管理策略以及非强制性要求下的业绩快报披露策略两个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上市公司披露行为以及行为动机的影响机理,并以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提供了支持上述理论逻辑的横截面证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一致表明,理性的管理者试图通过财务信息披露策略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变化,但是在盈余管理和自愿性披露两类不同策略的运用上,又存在一定差异。当投资者情绪高涨并对“好消息”产生更强烈的偏好时,公司普遍通过逐渐增大的正向盈余管理予以迎合,而在自愿性披露策略的运用上,盈利公司可能更加主动地披露业绩快报,亏损公司则倾向于不披露业绩快报,以免“浇灭”投资者高涨的情绪;当投资者情绪低落时,公司往往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弥补前期盈余管理导致的“亏空”或者为以后正向盈余管理做准备,同时,盈利公司自愿披露业绩快报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可能性下降,亏损公司因为不再面临“泼冷水”的压力,此时披露业绩快报的概率相对增加。上述结论与“迎合理论”的预期完全一致。另外,本文实证结论也表明,管理者的上述盈余管理策略并非受到自身情绪的影响,而是一种基于市场环境变化的理性应对行为。对盈余管理迎合策略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第一,“实力强大”的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策略迎合投资者情绪的程度更高,这些“实力强大”的公司具备抗风险能力、发展能力较强,成熟度高,国有控股等特点;第二,在投资者情绪最为高涨时期,公司盈余管理迎合行为最为明显;第三,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比,主板公司盈余管理策略迎合特征更为显著。在分别验证了投资者情绪对盈余管理和业绩快报自愿披露行为的影响之后,本文进一步探寻上市公司是否综合运用两种不同策略来迎合投资者情绪。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在投资者情绪对业绩快报披露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充当了部分中介。具体而言:对于盈利公司,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增强其披露业绩快报的可能性,同时也可能促使其通过调增盈余的手段予以迎合,但是其中部分公司会将盈余管理与业绩快报披露策略结合起来,在调增盈余之后主动披露业绩快报以增强迎合效果(此时调增盈余是其主动披露业绩快报的逻辑前提);对于亏损公司,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对业绩快报披露产生直接抑制作用,但仍有部分公司希望通过正向盈余管理并提前披露业绩快报的组合策略迎合投资者情绪,然而,高涨的投资者情绪通过促进公司正向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对业绩快报披露产生的间接正向影响,会被更强大的直接抑制作用所遮掩,从而难以被直接观测。投资者情绪不仅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而且会导致其行为动机产生变化,不过,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和自愿性披露两种行为动机的影响逻辑并不一致。本文实证结论表明,A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总体上存在信息传递动机,随着市场情绪的高涨,在投资者有失谨慎的行为特征诱使下,公司信息传递动机减弱而机会主义动机倾向增强,在极端情况下(投资者情绪特别高涨),盈余管理可能完全表现出机会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与信号传递理论一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业绩快报的自愿披露行为具有明确的信号传递动机,整体而言,倾向于传递未来业绩向好的信号。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经审计业绩信息的本能质疑以及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行为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初衷”所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并不会增强业绩快报披露的机会主义动机倾向,反而会强化其传递“好消息”的信号传递动机。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在前期较为零散的文献成果基础上,构建了投资者情绪影响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行为的理论研究框架,并从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两个角度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经验证据,特别是基于策略的综合运用视角,验证了盈余管理行为在投资者情绪对业绩快报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二,丰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文献,较早验证了A股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非机会主义动机和业绩快报自愿披露行为的信号传递动机;第三,从管理者决策动机具有可变性这一视角,拓展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行为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动机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将有助于市场参与者更加深刻的理解市场行为及其影响,进而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有利于上市公司反思披露策略的恰当性,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市场进行更为有效的引导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