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公职人员招录过程中,由于政审、考察而产生的纠纷层出不穷,常见诸于新闻报道。此外,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某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消除歧视促进有前科公民平等就业的提案也备受关注。这些现象均表明,在国家公职准入制度中,除了考试内容、体检等环节外,禁止录用条款也正逐步引起关注。公职准入制度涉及的是公民的公职权。我国宪法虽未对这一权利作出明文规定,但根据宪法第四十二条“劳动权”条款与第二条“人民主权原则”,再结合刑法第五十四条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规定和公务员法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公职权实为我国法律上业已确立而宪法上应然赋予的基本权利。作为一项非真正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公职权既不是纯粹的劳动权,也不是绝对的参政权,而是处于权利与权力交汇点、基本权利与制度构造相耦合的特殊权利类型。公职权并非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利,基于国家对公职人员忠诚义务的要求、人民信任基础的需要以及社会非道德中立的价值立场,公职人员禁止录用条款对公职权的限制具有正当性。但该限制本身也应受到限制,须满足形式合法性与实质正当性的要求。首先,大量法律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其次,部分条款以道德评价代替行为规范,不满足法律明确性的要求;再次,个别部门规范将考察对象扩大至被考察人之近亲属,违反了平等原则;最后,从犯罪记录,到社会联合惩戒,再到党纪、校纪处分,繁复的考察内容,构成对公民公职权的过度限制,有违比例原则。为此,应正视公职人员禁止录用的刑罚本质,依照法律保留原则,对当前的相关法律进行审查、清理,统一公职准入规范体系;以行为规范为标准,明确道德法律化的界限;细化对公职人员禁止录用条款的合宪性审查基准,采用类型化和阶层化的模式进行精细化操作;对职位类别和犯罪类型作双重界分,同时收缩考察内容与考察对象,构建宽严相应的公职准入考察体系,从而实现行政效能与权利保障之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