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晋升激励最早应用于官员晋升研究领域，学者基于国企高管兼具准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的身份特征，从隐形激励视角探究政治晋升激励、企业经营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并未就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下会采取企业并购、多元化扩张等行为改善企业绩效，另一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下会采取过度投资、形象工程和社会捐赠等不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举措。盈余管理和研发投入是企业重要的经营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截然不同。在短期化考核背景下，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下会采取怎样的盈余管理和研发投入行为？这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国企高管激励体系由两部分构成，股权激励等显性激励因素会对政治晋升激励与高管企业经营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现有研究尚未给出很好的解释。本文推测盈余管理和研发投入在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且显性激励因素对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和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此，本文致力于研究政治晋升激励、盈余管理、研发投入、企业绩效和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以探明国企高管激励、高管企业经营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路径。本文首先采用文献梳理法系统梳理政治晋升激励、盈余管理、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相关文献，界定变量概念、测量方法并评述相关研究，从而为后续推演政治晋升激励、盈余管理、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本文从晋升锦标赛理论视角出发推导出本文假设。最后，本文以2007年-2015年沪深A股发生高管变更的457家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或者数据库获取1658个样本数据，并采用Stata14.0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政治晋升激励促使国企高管积极地提升企业绩效;(2)政治晋升激励促使高管提升盈余管理水平;(3)政治晋升激励不利于国企高管提高研发投入水平;(4)从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来看，盈余管理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5)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来看，研发投入在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6)从股权激励对政治晋升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来看，股权激励增强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7)从股权激励对政治晋升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来看，股权激励削弱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8)从股权激励对政治晋升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来看，股权激励削弱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采用理论推演法构建国企高管激励、企业经营行为到企业绩效的完整分析路径，并验证了盈余管理和研发投入在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效用，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此外，本文从双重激励视角出发，将高管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同时纳入研究模型，探究股权激励对政治晋升激励和盈余管理以及政治晋升激励和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影响，丰富了高管激励与国有企业高管企业经营行为关系研究。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下会采取提升盈余管理水平的经营短视行为和减少研发投入的不作为行为，这为国企经营目标设定与经营结果考核以及政府推进国企高管去行政化和市场化改革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