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挪威作家易卜生25部戏剧为研究对象,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中心,综合运用精神分析批评、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等多种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其作品中存在的诸多伦理问题展开剖析,探究了易卜生戏剧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及其历史价值。同时,密切联系作家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审美理想,结合19世纪后半叶风谲云诡的历史场域以及北欧传统的文化语境,从中考察伦理思想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脉络,进而概括出易卜生对于人类命运、情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等方面的深度探索和独特思考。全文由六个部分构成:“引言”、正文四章和“结语”。在“引言”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易卜生戏剧的研究状况,认为以往的伦理研究尚存不足和薄弱之处;本文将从研究的问题视域、思路目标以及方法的融合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并对文中出现的“伦理演化”、“共同体伦理”、“人伦镜像”和“德性博弈”四个关键词加以解释。第一章以《海尔格伦的海盗》、《奥拉夫·里列克兰斯》、《武士冢》、《布朗德》、《觊觎王位的人》、《皇帝与加利利人》等历史传奇剧为中心,从婚恋伦理、宗教伦理和政治伦理三个层面探究了北欧历史进程中的伦理演化问题。其中,婚恋伦理和宗教伦理的演化过程,基本上是由社会自发形成的移风易俗。在这些戏剧中,原本固有的道德规范逐渐显示出落后滞缓的一面,并且严重阻碍了日常生产与生活的需求,人们通过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逐步树立起新的伦理准则,形成价值观念的更替。政治伦理的革新则由王权统治者基于各自的执政理念或治理需求,而设计推行的一整套上层建筑。通过“国王思想”的胜出与“第三帝国”构想的幻灭,不仅反映了易卜生对于合乎道德的政治观念的认同,也体现了伦理制度本身所独具的某种客观规律。以上三个层面以历时形态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北欧社会伦理观念及其伦理体制的继承与变革。第二章以《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以及五部社会问题剧为核心,从作品中描绘的上流、市民、边缘三个群体出发,全面揭露了 19世纪后半期挪威社会生态和家庭现状的伦理困局。由于历史原因和政体的特殊性,挪威一直没有真正地实现独立;再加上长年激烈的政治斗争与互相攻讦的时代风气,无论是身陷伦理两难的绝望贵族、还是纵情肆欲的执政党或在野党,均无法肩负如此重大的民族使命。作为大多数的市民群体也都个性泯灭,趋利避害,是一群受本能支配的乌合之众。与之相反,那些处于底层的工人阶级与受压迫的女性群体却仍然葆有坚强的意志与道德良知,他们与快速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一起构成了实现挪威民族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未来希望,这是易卜生试图建构起来的共同体伦理之根基。在契约精神与责任平等的自由之爱合力作用下,彼此协同将发挥出巨大的善之能量。第三章以《野鸭》、《小艾友夫》、《罗斯莫庄》、《培尔·金特》、《建筑师》、《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等象征哲理剧为中心,从剧中人物与动物、幻物以及非生命体事物等多元关系入手,探究易卜生戏剧中存在的人伦镜像问题,揭示出人类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共生并存关系。通过梳理作品内部的伦理叙事线索,进一步挖掘和分析人物深层的情感羁绊以及面临的伦理困境;或者从“野鸭”、“鼠群”等动物镜像中窥测出文本隐藏的伦理冲突,或者从妖精、鬼魂等幻象中揭示出剧中人物长期压抑的以及被视为禁忌的人性诉求,亦或者对建筑、雕塑等艺术形态的疯狂迷恋中重新发现人世伦常对于个体生命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易卜生以广角视域表现了人与他物的复杂联系,而这些非人化的镜中之象在本质上是对剧中人物伦理境况的直观映射或间接表征。它具有着伦理启蒙和道德净化的双重功能,其目的在于启发和追寻那些被荒谬的伦理观念所遮蔽的真实自我。第四章从戏剧创作的整体出发,分别选取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的九部代表作,就剧中人物的伦理选择深入探讨了个体在面临规训束缚和审美理想不可兼得之时的德性博弈问题。总的来说,在易卜生戏剧作品中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发生于不知晓对方心理状态或行为意图的情况下,每个人物只能在遵从自己的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之间,或者在践行伦理责任与顺从自由意志之间进行信息不完全的博弈。另一种则是双方彼此熟悉或存在互相交流的前提下,各自经过综合考量与取舍作出自愿的德性选择。易卜生对此无意从道德标准来判断人物行为的对错与否,而是通过展示和还原伦理个体在博弈时的种种变量,从微观层面表现人物于道义规训、德性审美以及功利主义伦理观三者之间的纠结和抉择,以悲剧性的命运展现了善之德性的崇高价值。“结语”部分,一方面着眼于社会意识、家庭关系与个人价值的三重伦理维度,从中发掘和总结出易卜生伦理思想关于善的核心观念及其递变轨迹。由历史传奇剧中的制度之善到社会问题剧中的共同体之善,再到象征哲理剧中的人性之善,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不断地朝着人类至善的方向深化和提升。另一方面,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易卜生一直保持着对人类伦理命题的宏观探索;他在深入思考北欧历史的伦理演化、挪威共同体伦理建构以及人伦镜像等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演化与共生的伦理思想,二者皆源于作家“在高处”的人生态度和世界体验。前者修正和补充了 19世纪盛行的社会进化学说,后者对西方传统的共同体伦理体系推陈出新,但仍旧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良模式。作为重新阐释易卜生主义的关键切口,德性博弈思想本身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而且不乏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精英倾向,但同时它也反映出人类个体存在的某种共性特征,更重要的是饱含着易卜生对于伦理解放的终极理想与执着追求。其中,对自己负责是德性博弈的核心要义,代表着易卜生主义的伦理精髓;“全有或全无”则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总的来说,演化、共生与德性博弈分别在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的层面,构成了易卜生戏剧伦理思想的主体与内核。时值当下,它们所承载意蕴的丰厚博观、理解方式的多元融通以及自身彰显出来的哲学品质,依然能够为人们的伦理生活提供深刻有益的借鉴和精神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