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应用广泛,并且借助科技优势和运行方式的不易被察觉特点,成为刑事侦查的重要手段,但是《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适用范围、对象、程序以及获取的材料证据应用审核的规定仍存在缺失。数据时代来临对技术侦查造成进一步冲击,大数据应用于技术侦查使得技术侦查的侦查对象波及到不特定对象,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也会使得技术侦查对公众的隐私领域进一步压缩,对技术侦查的规制十分必要。技术侦查归属于侦查权,本质上是行政权,具有天然的侵略性,而我国的技术侦查由肩负行政处罚权和刑事处罚权的公安机关执行,且技术侦查的批准遵循公安机关内部的流程规定,即使实践中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审批体系,可是除了内部自我监督,几乎不受任何法律规制,这并不符合法治的精神。我国关于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以法院为专门的司法审查没有建立,就目前来说,在我国也不容易建设法院专门审查。虽然我国在推行司法改革,但是实践中侦查权中心主义并没有完全改变,而且公安机关在人们生活中承担多重任务,也使得侦查权无法纯粹的接受司法审查,因此先建立法律严密的层级化监督是当下可以尝试的方案。再则,大数据对传统的技术侦查造成冲击,新型的技术侦查更加缺乏法律规制。比较分析不同权力结构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方式,平面化权力结构下,各个权力的边界清楚且形成天然制约,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技术侦查手段侵犯公民在宪法中规定的隐私权,则公民可以要求对此技术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层级化权力结构下,权力之间存在阶梯,上下等级严密,那么相对应的外部监督也不可缺少。基于我国权力结构的特点,对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采取层级化的法律规制。首先,规范授权,详细规定授权针对的对象,授权的方式和主体、审批机制,以保证在事前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其次,明确立法规定和审查证据审核,以保证对技术侦查过程中进行法律规制。最后,增强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整体监督,并且立法对法院可以进行特别授权,使得法院有权对技术侦查有严重侵害人身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以保证对技术侦查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构建层级化的精确而全面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