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曾经公示的一起典型案例,即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引发的争议是:实体上,在借款合同中,借款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人所负的担保义务是否应当解除;程序中,如果债权人已经提起了民事诉讼,该民事诉讼程序能否因债务人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予以中止。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9日修正,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规定,关于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当否免除的问题,即实体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对诉讼程序是否应当中止的问题,因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司法实务中多仍沿袭“先刑后民”的定势思维,对正在审理中的民事案件多采取中止审理的做法,尤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出借人涉及多人,这些出借人中有的选择刑事报案,有的选择提起民事诉讼,司法实务中一般做法是:一旦借款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即中止民事审理,且再提起民事诉讼的也不再受理。刑事救济?民事救济?这涉及到刑民交叉案件的救济方式的选择问题。刑民交叉,首先是刑民关系问题,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居于不同的关系。从效力等级上看,刑法与民法均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文件,二者居于同一效力等级;从规范保护的法益范围看,二者具有交叉关系,刑法被称为保障法,具有补充性、谦抑性的特点,所以刑法保护的法益并非民法中保护的全部法益,二者存在法益保护范围的交叉。在救济方式上,由于民法、刑法的责任形式及救济手段的不同,而同一案件事实往往又交织着民法法益和刑法法益,二者存在救济方式的竞合和交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为适例。救济方式的竞合或冲突,或者说救济方式的选择问题,看似程序问题,实质是由刑法、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范围交叉所致。就同一起案件事实来说,有的案件仅侵害了一个法益,如民间借贷与刑法中的诈骗罪;有的案件侵害了多个法益,且法益主体的性质不同,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方面侵害了出借人的财产权利,属于个人法益,另一方面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属于国家法益。像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类似的案件中,如果个人与国家同时寻求法律救济,前者（个人）可能选择民事诉讼或刑事报案,国家则行使求刑权,发动对吸存人的刑事追究。刑民交叉案件救济方式选择的研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对不同法益主体的法益保护问题。在刑民交叉案件的救济方式选择上,实务中比较习惯的做法是“先刑后民”。“先刑后民”单从救济效果上看,一般来说是可以实现对法益的保护,如前述的民间借贷与诈骗（同一事实）,例如合同诈骗等只侵犯了单一主体的不同法益情况,适用“先行后民”模式并不会造成个人法益得不到救济的情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但对类似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先刑后民”原则可能不利于对个人法益的保护,中止了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可能使出借人的债权失去了法律保护的机会。习惯上的“先刑后民”原则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弊端,一是在事实上否定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多个出借人中,如果单独切割出每一个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在民事上都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仅是因为借款人在向多个不特定对象借款时,又造成了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二是当国家法益——金融管理秩序破坏时,实行“先刑后民”,容易造成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判断。三是“先刑后民”原则实际上可能导致民事利益保护的司法救济的落空,民事实体权益丧失,当然首先是救济方式选择上的丧失或限制。为解决当前审理审判模式的带来的弊端,应当站在国民保护的价值立场,对现有的“先刑后民”审理思路进行改进,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类似案件选择“刑民并行”的救济方式,这更有利于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同时得到保护。但是目前若想推行“刑民并行”的原则,依然存在缺乏法律法规支持、审判人员专业素养有限等问题需要解决,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系统科学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