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储光羲因大量创作山水田园诗而受人瞩目,其现存作品二百二十七首,山水田园诗就有一百二十八首。他的创作为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储光羲于开元十四年登第,历冯翊、汜水、安宜、下邽尉,官职不高,后来选择辞官隐居。他在隐于终南山之后,开始大量创作山水田园诗,留下了与王维、綦毋潜、裴迪等人的唱和之作。此后又出任太祝,迁监察御史。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储光羲与王维等被安禄山搜捕,受伪职。长安收复之后,储光羲因任伪职被关押。由于有这段经历,新、旧《唐书》对储光羲的生平记载只有只字片语。顾况有《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介绍了储光羲登第时间、文学成就、晚年任“伪职”的遭遇以及与王维的关系,是现存对储光羲事迹记载最为详尽的史料。盛唐殷璠编有《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其中选录了部分储诗,并详尽地分析了储氏创作的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以上是现存唐代对储诗接受的材料,通过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储光羲诗歌在盛唐诗坛的地位以及诗歌的代表性。宋代对唐诗的接受研究逐渐深入,出现了大量探讨有关诗歌艺术特征、诗法技巧的诗话。但同时理学兴起,随之也产生了与盛唐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意识,影响了宋代文人对唐诗接受的价值取向。宋代涉及储光羲诗歌评价的主要有《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和《栾城遗言》,这些文献都注意到了储诗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与唐代对储诗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金元时期的诗学理论总体上没有突破前代。唐诗学研究在元末明初逐渐繁荣,出现了不少诗歌理论家,产生了大量唐诗选本和诗话,选录者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诗歌艺术成就,对诗人的经历遭遇则较少提起,这使得储光羲的接受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这一时期对储光羲研究最为详尽的材料,见于元末明初杨士弘编选的《唐音》,其肯定了储诗的艺术成就,提高了储光羲在五言古诗创作中的地位。此后明代顾璘、高棅、唐汝询等人对储诗的接受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明代后期,钟惺、谭元春编选的《唐诗归》和陆时雍编选的《唐诗镜》对储诗的接受又与其他选本有所不同,这两个选本在思想上都受“性灵说”的影响,注重诗人的性情和作品的情韵,其中以《唐诗归》的影响更为深远。尽管如此,两者在选诗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诗归》对储诗的成就给予了极大的认可,而《诗境》则完全否定了前人对储诗的正面评价,与前代选本产生了明显的褒贬之别。清代依然是唐诗学研究的繁荣阶段,众多文人纷纷根据自己的诗学观念对唐诗进行整理,唐诗选本的数量和种类十分丰富。由于诗学观念的差异,清代唐诗选本在编选宗旨上也显得多样化。王夫之的《唐诗评选》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储诗进行了评点,同时又进一步提高了储光羲五古的地位,将他与李白、韦应物等人并列,作为唐代五言古诗的代表。《唐诗评选》之后,《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都是有代表性的诗歌选本,分别提倡“神韵说”和“格调说”,对储诗的接受并不集中于某一种体裁,转而关注诗歌中的艺术特点。《唐贤三昧集》更是一反前代选本的做法,将储诗中的田园诗全部删除,代之以与王维等人的赠别、酬唱诗。这是清代储诗接受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也体现了王士祯在储诗接受过程中独特的诗学观。晚清时期选录储光羲诗歌最多的是王闿运的《唐诗选》,选录储诗依然以古体为主,并附有评语若干条,较为关注储光羲诗歌创作的师承关系和艺术成就,对进一步加深储诗的艺术阐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储光羲诗歌接受情况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储光羲作为盛唐诗人中的一员,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各个时期社会意识文化的不同,其诗歌接受状况也随之产生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盛唐无疑是储光羲诗歌地位最高的历史时期。发展到宋代,储光羲的诗歌则被湮没在对其人格品节的质疑中。但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对储光羲的诗歌接受较唐宋时期有了进一步突破,也更趋向精细化,为进一步研究储光羲的诗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