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覆盖沿海和内陆省份，尤其是智力资源相对密集的大型城市，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等共同合作、协同攻关，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知识，快速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最大限度地快速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国家级高新区已逐步探索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来整合社会资源，包括健全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创业孵化功能，探索企业加速成长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移体系，完善人才培育引进运用政策体系，等等。然而，社会资源向高新区自发集聚并不意味着资源就一定能够优化配置，事实上也不尽如此。比较突出的是，由于高新区内部体制机制上未能有效理顺，管理层面的问题暴露很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受到人为和制度的制约而得不到优化配置。我国高新区在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源在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完整建立起来，因此需要对社会资源配置促进高新区产业集聚这一经济和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高新区是技术创新的活跃区，也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研究社会资源向高新区的集聚，对于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高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社会资源配置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深刻认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关系。在当今自然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努力寻找资源配置的更加充分有效途径，对于丰富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界定社会资源的范畴及其特征。关于社会资源的内涵，理论界尚无统一而又完善的表述。本文尝试从范畴和特征两个方面加以阐释。所谓社会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通过自身劳动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资源仅指人类劳动所提供的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而广义的社会资源除了物质形态资源以外，还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信息、文化、制度等非物质形态资源，如劳动力资源、人口资源、资本资源、教育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等。第二，提出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社会资源的作用则越发重要。因此，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显得尤为重要。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主要通过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安排来实现，可通过金融体系、人才培养机制、科技管理体制、财政支持方式、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产业政策、文化培育机制、资源开发管理制度等制度安排的改革创新，达到改善高新区产业集聚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第二部分，中国高新区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目前，我国高新区内基本形成了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经济发展势头迅猛。高新区产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倾向于特殊的地理空间；第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形成网络化的组织结构；第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结成牢固的信任合作网。与此同时，高新区内产业集聚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后向联系具有重大影响；第二，企业衍生优势是产业集聚另一特别之处；第三，劳动过程在集聚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全国88家国家级高新区产业集聚进行了横向比较。结果显示，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山东、辽宁、陕西、湖北、上海、天津等9个省和直辖市。然后，对高新区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剖析。结果显示，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高新区，其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活跃度均比较接近，表明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区位，能够同时引起两种相协调的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激活技术创新。反过来，单纯依靠少数企业高频率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少数产业工人高附加值的脑力劳动是不能有效形成产业集聚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的自主研发水平依然偏低，产业发展仍然表现为以招商引资为主的空降式发展特征，其集聚特征并不明显，更谈不上高效的集聚创新。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第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依然稀缺；第二，集聚内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链联系不紧密；第三，以加工制造为主，创新能力仍待加强；第四，区域文化匮乏，区域品牌优势不明显。第三部分，社会资源对高新区产业集聚的作用。社会资源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通过自身劳动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资源仅指人类劳动所提供的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而广义的社会资源除了物质形态资源以外，还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信息、文化等非物质形态资源，如劳动力资源、人口资源、资本资源、教育资源、科学技术资源等。社会资源具有规模与性质的易变性、区域分布的差异性、继承与发展性、地位主导性等特征。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加速形成产业资源的集聚现象，通过推动社会资源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实现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从而降低产业集聚的成本，提升产业集聚的效益，发挥产业集聚的制度优势，促进产业集聚走向产业集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社会资源的作用则越发重要，过度关注自然资源优势，而忽略了社会资源的培育与发展，或者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起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都是引起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衡量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笔者将中国高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资源的三级分类为立足点，通过建立若干评价指标，考察社会资源的四种类别的变化情况，同时建立反映产业集聚效果的评价指标，借此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集聚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四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集聚效果之间的数理关系式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整体模型拟合优度达到98.88%，证明产业集聚效果如何确实受到四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密切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北京中关村、苏州高新区、中山高新区、长春高新区等国家级高新区产业集聚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主要国家和地区高科技园区产业集聚的做法及启示。本章首先介绍了美国硅谷的产业集聚。其发展原因归因于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外部机遇、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的融合、研究型大学与创业企业的协作、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其次介绍了印度班加罗尔的产业集聚。其发展原因可以归结为：政府的大力支持、完整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体系、独特的风险投资体系、有利于软件产业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等成功因素。接着介绍了中国台湾新竹的产业集聚。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地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本土人才培养与外来人才引进相结合；第三，地区政府支持的风险资本；第四，本地传统文化和西方理念的融合。最后介绍了日本筑波科技城高科技产业集聚。重点分析了日本筑波科学城在发展早期所遇到的失败以及原因，并重点分析了日本政府错误的投资和管理机制。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日本筑波科学城重新定位和发展的成效。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主要国家和地区产业集聚的启示：第一，园区高科技产业集聚效应比较明显；第二，技术和知识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三，充满风险与竞争的创业环境对产业集聚有激励作用；第四，产业集聚的发展需要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第五，产业集聚发展战略要与科技产业园相匹配。第五部分，中国高新区产业集聚的社会资源配置建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同时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它们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相辅相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的，高新区产业集聚的社会资源配置中，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不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领域，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指导性计划去指引经济发展的方向，通过适当的产业管制和企业行为去改变某些市场条件，在总体上控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政府充当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其具体表现在政策支持、园区规划、产业布局、发展引导中发挥积极作用，为高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保障。从高新区产业集聚的长远发展来看，市场应该在高新区产业集群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贯穿高新技术产业化、集聚化过程的始终。除此以外，优化高新区产业集聚的社会资源配置，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加强制度创新与政策完善，包括融资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管理制度等；第二，加强区域文化培育，促使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减低交易成本、增强净值意识、激发创新思维、减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第三，加大科技创新型人才资源开发力度。第四，完善金融资本环境，拓宽多元化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机制，完善金融政策，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供支持。第五，提高招商引资的环境质量，高新区产业集聚必须贯彻招商引资第一，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和方针。第六，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实质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弄清高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特殊性，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第七，不断寻找和培育新的产业集聚，避免产业过度集聚和产业同构，同时探索培育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将产业集群风险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