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5年见证了中国资本在非洲大陆的崛起，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援助、贸易和投资三种主要合作方式，加快海外布局。其中，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非洲市场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流向地，中国由长期的资本输入国逐渐向新兴的资本输出国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对非援助力度，中国企业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已成为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非洲市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有关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与投资，而对中国援助的关注较少。中国对外援助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在海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受助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从援助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援助对中非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1）WTO提出的“援助促贸计划”，旨在通过援助的方式，促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融入国际贸易。而中国自2009年以来，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那么，援助是否对中非贸易规模的扩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增长迅猛，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投资力度，有利于开发非洲资源、消化过剩产能、实现持续发展。中国援助和投资作为两种资本形式，同时流入非洲国家，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3）中国资本通过援助、贸易、投资等形式，如此大规模地参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对于这个非洲大陆的新入者，各方舆论褒贬不一。那么，中国资本的进入究竟为非洲国家带来了什么？能否有效地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遵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考察了中国援非对中非双边经贸发展的影响。各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考虑到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首先对中国援非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主要从历史、特点、效果三方面展开。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中非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援助策略也逐渐由政治互助向经济合作转变。而中国对非援助的特点以五项原则和八项主张为指导，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内政，以双边援助为主，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对中国援助的效果进行了定性的总结：援非项目有助于中非双边增强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共同提升国际地位。　　第二章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从援助与贸易、援助与投资、援助与经济增长三个角度梳理和回顾了现有文献，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援助有效性研究的历史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同时，本章也对鲜有的几篇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文章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第三章分析中国援助对中非贸易的影响。中国国务院的“经济与贸易大战略”明确规定了，商务部需要将对非援助、互利合作和贸易投资结合起来。与此同时，WTO的“援助促贸计划”指出，基础设施的援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在以上国内、外背景下，本章利用系统GMM方法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中非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量水平上，对非援助显著促进了中非贸易的增长，主要贡献来源于中国对非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　　第四章研究中国援助对投资的影响。本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的索洛模型，将援助分解为互补性援助和实物资本类援助，考察其对外商投资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前者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边际资本的回报率，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流入。而后者作为另一种资本形式流入东道国，对外商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援助可以通过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降低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依赖度。因此，援助对外商投资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实证研究利用系统 GMM估计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援助总量和不同类型援助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高度一致性。　　第五章以援助为重点，结合贸易与投资，考察中国资本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援助、贸易和外商投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三个重要引擎。中国政府合理地运用援助、积极地扩大贸易规模、引导外商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现如今，中国携带援助、贸易、投资三大合作方式进入非洲市场。本章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中国资本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量水平上，中国对非援助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非贸易有助于非洲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资源寻求型的中国投资，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六章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如何利用好援助，促进双边经贸合作以及受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并进一步指明了援助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总量水平上，考察援助对中非贸易、中国投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对非援助显著促进了中非贸易的增长，主要贡献来源于中国对非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由于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援助并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援助和中非贸易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投资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不同类型的援助对贸易、投资、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基础设施类援助在非洲国家产生了显著的进口替代效应，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提高了非洲国家的自主生产能力，降低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中国投资的流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交通、运输、能源、通信、基建等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对中国贸易、投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非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动力，也为吸引中国投资流入非洲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和配套条件，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升。由于潜在的“替代效应”，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本类援助对中国贸易和投资进入非洲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直接流向非洲政府部门的财政援助，虽然存在一定的寻租风险和替代作用，对中国投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却有助于维护中国与受助国政府的伙伴关系，增加非洲国家的对华出口，促进双边贸易增长，以此带动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三、由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援助有效性的发挥在不同的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发现，援助总量对中非贸易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影响，且大多数国家都已跨过最低门槛，开始对中非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援助总量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仅在50分位点上，即吸收中国投资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中显著，而在其余四个分位点上，对投资的影响有正有负，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援助主要对经济增长最慢和最快的国家产生显著的影响，且对后者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大，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多为非洲产油国。此外，不同类型的援助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功能发挥，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本文围绕中国对非援助这一全新的课题，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全面讨论了援助对中非贸易、中国投资、以及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选题立意、数据搜集、分析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创新性，具体概括如下：　　第一，本文的选题非常新颖，对外援助作为中国资本输出的重要方式，鲜有实证文献对其进行讨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也非常匮乏。而中国对非援助规模庞大、作用突出、意义重大，无论是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大局出发，还是从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更深层次上，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第二，本文利用China AidData数据库搜集了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级别数据，不仅从总量层面考察了中国援助对贸易、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将援助按流向的领域区分为四种类型，具体考察不同类型援助的差异化影响，从而使我们更加详细地理解不同类型援助的作用机理。　　第三，内生性问题和异质性问题的解决更合理，结论更稳健。考虑到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具有一定的“聚集效应”，本文利用系统 GMM方法进行了研究，克服了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借助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援助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效果，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援助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