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现代化和发展现代产业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一种现代产业发展的“潮涌现象”，即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纷纷在较短时期内，对一些新兴产业同时抱有很高的回报预期，大量的投资像潮水般涌向这些产业，出现“非理性繁荣”。当一轮社会投资完成之后，产能过剩将不可避免，企业大量亏损甚至破产、政府的政策性负担加重、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本文认为，这种“潮涌现象”的背后，暗含的是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以及不适宜的技术选择。在理论模型部分，本文分别通过要素禀赋结构的微观分析框架和两部门模型的宏观分析与动态演化，研究发现，现代产业的发展模式和技术选择归根到底是由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从哲学意义上看，其发展历程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演化过程。结合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现代产业发展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成为我国现代产业的高度聚集区，而中西部地区现代产业发展水平则相对滞后。这种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由于各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因为各区域所推行的产业政策不同程度地遵循或违背了比较优势。全文的核心结论和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要素禀赋是任何开放竞争条件下的经济体在面临产业、技术选择时最重要的约束条件。经济体若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不但可以获得最快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可以获得最大的产出。第二，现代产业的发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高端要素的丰裕程度。因此，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上，而不是单纯地以追求现代产业和先进技术为目标。第三，政府若无视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继续选择偏离比较优势的政策，对于现代产业的发展而言效果将会适得其反。所以，政府在现代产业发展过程中，最为理想的状态应是“因势利导型政府”。第四，违背比较优势的政策成本存在区域差异。相比较而言，由于违背比较优势引致的对最优技术选择的偏离，将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和要素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反而会承担更大的边际成本。第五，现代产业空间组织的调整与完善，节点和枢纽功能的发挥，技术本地化趋势，以及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演进和价值链治理模式，都能有效改进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