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1995)以其雅俗共赏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对人性深邃的洞察和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她还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并在两种语境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的作家。但学术界对张爱玲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张爱玲的译事在国内学界还是一个新鲜课题,尤其以往关于张爱玲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文艺领域；另一方面,不管是文学界还是翻译界对这位同样优秀的翻译家给予的关注却远远不够,对张爱玲的翻译研究始终处于类真空状态,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对其翻译现象的本质探讨。因此本文作者即选取了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的英文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实例分析研究。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中篇小说”,“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之邀,张爱玲将这篇备受瞩目的中篇小说译成英文,并被收录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书中,于1971年付梓出版。本文在宏观层面上是以归化和异化的理论作为支撑。异化和归化是文化翻译研究和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策略,前者主张以源语文化和原文作者为归宿,认为应该尽量保存源语语言特点和文化特色。而后者则主张以译入语文化和读者为归宿,尽量用译语文化和语言代替源语文化和语言特色,呈现给读者流畅易懂的译文。翻译界对这两种策略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异化派主张保留源语文化,而归化派则主张在译入语中寻求替代。同时本文还运用了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理论对张爱玲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了解释。在微观层面上,本文将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描述性研究。语言方面的分析范围包括词汇,语音和句式；文化方面的分析包括对特定文化词汇的处理(如习语和典故)和意象的研究,并且本文着重分析了其小说中被人们所忽视的“太阳”意象。经分析研究本文认为,张爱玲在小说《金锁记》的翻译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来处理其中的语言和文化因素。一方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张爱玲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表达,使译入语的读者可以获得和原语读者一样的信息。另一方面,她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因素,保持了作品的中国韵味。张爱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了解中国的文化、语言特点以及作者本身的写作风格,通过翻译活动中语言的转化过程将中国的文化也传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