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对于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是一项重要议题,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确立利害关系标准,有利于公民积极行使诉权,也符合现代服务型行政的法治理念。然而利害关系标准在新型的多元化行政诉讼案件中还存在明显的适用困境,且无法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关于利害关系的列举式规定所涵盖。由于“利害关系”本身并非规范性概念,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尚未达成共识。既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一再提及利害关系,那么行政法的体系建构便不能忽视利害关系这个概念,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结构需要构建。本文针对这一现象,结合司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并借鉴外国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标准认定的相关经验,以期构建可行性的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结构。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对利害关系标准理论上的梳理,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涵义、发展、价值三个层次的阐明,主要厘清了研究中的类似概念,以准确理解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的范畴。利害关系理论起源于社会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内涵,同时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利害关系标准也因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而应予以区分。进而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不同阶段利害关系标准的分析,明确了我国现阶段利害关系标准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认定标准的前瞻性和先进性。同时,通过对利害关系标准的行政诉讼法上的价值分析,论证构建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结构的必要性。第二章是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上的困境。从理论、立法、司法实践上对“利害关系”标准适用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构。首先对“实际影响说”、“特殊利益说”、“要件说”三种现有主流的认定理论进行了分析,进而发现它们不能同时兼顾立法目的和制度现实。其次,从立法上进行分析,明确是由于缺乏规定和存在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了行政诉讼利害关系标准的模糊。最后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梳理发现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些理论,将使得利害关系标准都偏向主观。而且由于我国非判例法国家,标准适用的主观性将会使得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我国司法的权威性。根据司法实践标准认定存在争议的集中领域,分为四种类型的案件进行探讨,对利害关系认定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发掘。第三章是对外国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的借鉴。虽然各国的宪政体制、法学基本理念、经济发展水平等有所不同,使得各国关于行政诉讼利害关系的认定方式上各有千秋。但总的来说,各国行政诉讼利害关系标准的认定呈共同的发展趋势,即随着行政诉讼功能由管制到服务的转变,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范围愈来愈广泛。其中,保护规范说无论是从保护的范围还是认定的视角都更具优势,其以请求权基础建立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厘清行政争议的本质来源,更有利于我国公权利体系的建立,值得我国借鉴。第四章是利害关系标准认定的双层结构构建及适用。本文提出了“公法上的请求权”和“行政实体法的规定”的结构来对利害关系标准进行认定,试图跳出传统理论界先对利害关系的类型进行划分、再确定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利害关系”范围的思路。同时在典型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中适用双层结构,为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提供一条客观可行的路径。伴随着我国社会的日益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与国家司法资源的增长未能同步。在有限的国家司法审理力量情况下,构建这一结构能够使审判资源得以最大利用的机制,以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