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改革，这是现今一种普遍民意，但就“如何改”的问题，公众却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势必引发原有利益格局的重组，持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成员会对改革持不同的态度和主张，由此形成的社会舆论常常使高等教育改革陷入既“被需要”又“被反对”的“悖论”，似乎其无论“如何改”都不会成功。改革的主导者都希望获得舆论支持，因为任何舆论上的反对都可能转化成现实的反对势力，而且现实的反对往往以舆论为先导。所以，当高等教育改革遭遇舆论非议时，这些非议也是改革主导者调整改革策略的参照。　　本研究的论域集中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各种社会舆论的互动关系。其时间限定在新中国成立至今，并以传播模式为标志区分为传统媒体时代和网络时代两个阶段；其内容按照高等教育系统“输入→结构→输出”的运行流程选取各环节上涉及改革的典型舆论事件。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些事件主要包括：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1966-1978年的高考废兴、上世纪90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在网络时代，之于“输入”环节上的典型事件包括：高考舞弊、高考移民、异地高考、保送生制度改革、高考加分制度改革、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结构”环节上的典型事件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导向及实践；“输出”环节上的典型事件是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系列案列。　　案例分析是本研究展开的基本方法。案例的选取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具有代表性；其二，具有舆论反响。按照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的原则，在广泛收集案例的舆论场信息之基础上，归纳出舆论场中的主要观点和立场，并将各个案例舆论场中的观点和立场进行汇总和比较，由此演绎出高等教育改革主导者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走势以及改革的舆论期望。舆论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话语，因此，话语文本分析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有的舆论表达都依赖于语境变迁和话语生成机制。改革开放前后是两种不同的语境，传统媒体时代与网络时代的话语生成机制也有着本质差异。在传统媒体时代，民众作为媒体信息单向传播的接收者，在官方媒体的统一宣传和动员中，反馈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渠道极为有限。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加之近年来无线网络的普及，通过智能电子设备进入网络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可以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尤其是网络自媒体的出现，能吸引到众多关注者的自媒体用户，其影响力不断消解着各种话语中心的权威地位。在网络表达中，大多数网民处于无法辨识真实身份的“匿名”状态，现实中人与人的各种差异几乎都被消弭，只剩下言论的差异。因此激进的、极端的话语往往受到关注。在网络争论中，论辩双方为掌握话语权，更趋于激进、极端的表达，这些表达又会吸引更多网民的附和。这种网络舆论生成机制也使网络媒体出于吸引网民的运营目的，而推重事件的争议性。　　通过案例分析和舆论话语分析，本研究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舆论的互动中梳理出如下结论。　　其一，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主角：大众舆论倾向于选择国家而非高校。大多数人已对现有招生录取制度产生路径依赖，加之民众长期来形成的对最高权威的仰仗惯性，他们只期望现有制度朝着有利自身的方向做局部改良。因此，大众舆论并不倾向于高校在招生录取环节全面担当主角。如果迎合大众舆论，顺应整个国家发展方向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就会受阻。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家需全面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随之，国家则按法治程序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　　其二，高校体制结构的改革节奏勿受制于社会舆论起伏。政府、改革决策者、改革策划者、教师、行政人员、学生对高校体制结构改革都有不尽相同的期望，由此产生的分歧也会被网络媒体有意地推向公共舆论。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朝向正义的持续改革很难迎合在时间上离散兴奋的网络舆论，改革主体在争取舆论支持、借鉴舆论批评的同时，应在确保教育资源趋向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坚定改革自信。　　其三，大学生就业舆论难以为高校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按照“招生→培养→毕业→就业”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行流程，高校应当对就业承担连贯责任，但具体高校却没有背负这样的舆论责任。这是因为现在的就业政策是市场化的，而“招生→培养→毕业”环节还都没有脱离行政计划构架，也就是说，前面各环节的改革步伐没有跟上就业。由此导致过度依赖政策的高校在人才培养的比例规模上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所以，只有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其成为独立的责任主体，它才会对社会需求反应敏感，培养模式也会随之灵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