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的技术和方法代替自然生殖过程中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技术手段,该技术的发展为生育保险、治疗不孕不育症以及同性伴侣实现生育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由于此项技术还伴随着许多与伦理、社会以及政策的冲突问题,同时立法规范相对滞后,导致实践中出现了有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纠纷却无相关法律依据的困境。在宪法角度下,若要讨论一项限制是否合宪,其真正的问题是:公民在宪法上的什么权利受到限制,如此限制能否符合宪法要求。我国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主要是从生育权的角度进行,生育权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未对其予以保障。对生育权的保障可以将其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依据人权条款进行保障,进而从基本权利限制角度进行合宪性审查。从形式要件(法律保留)和实质要件(公共利益)的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手段必要性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适用主体限制进行审查后发现,我国目前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适用主体资格限制违反了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与实质要件。此外,作为衍生技术的精子、卵子冷冻技术除了作为实现人工生育技术环节的一部分,本身还具有实现生育保险的作用。由于生育保险本身并未纳入生育权范围内,所以不同于从权利限制本身对直接实现生育权的主体资格限制的合宪性研究,对实现生育保险目的主体资格限制的合宪性研究主要是从宪法平等原则的角度进行的。我国并没有相关立法分类的审查标准,本文分别以两大主流标准“一元标准”和“多元标准”对婚姻和性别分类进行平等原则审查。依据“一元标准”对婚姻分类和性别分类进行审查,发现其限制均符合适当性原则,却无法通过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若依据“多元标准”对婚姻分类运用中度审查标准,其限制从目的标准来看,符合追求实质或重要的政府利益的目的要求,但从手段标准来看,该限制手段与目的之间并不具有实质关联性;对性别分类运用了严格审查标准,从目的标准来看,该限制符合重大迫切利益的目的要求;但从手段标准来看,该限制不符合最小侵害性标准。因而无论依据“一元标准”还是“多元标准”,我国对辅助生殖衍生技术主体资格的限制都不符合平等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