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清代“奸细”罪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清代有关“奸细”罪的律例基础上，将与“奸细”罪相关的律，即：漏泄军情大事、盘诘奸细、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干名犯义；与“奸细”罪相关的例，即：漏泄军情大事、盘诘奸细、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盗贼窝主、应捕人追捕罪人等进行分析；此外，还将一些相关的事例、则例、章程、成案等相应的法规进行梳理分析。进而看到这些法规既有罪名的界定与惩治，又有控告与审理，还有防范与缉拿，将罪责、程序与防范、缉捕等内容融为一体。 清代的司法程序是承审官司遵照一定程式去审理案件。清代地方审级按照州县、府、道、司、院区分；中央最高审级是刑部，而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的“三法司”主要会审，其他部院衙门也兼理一些司法审判。各审级裁断处罚等级不同，因此轻重案件的处理程序也不同。“奸细”罪属于重罪，因此在许多方面是不同于一般司法程序。本文在讲述一般司法程序时，重点分析“奸细”罪的处置程序。 清王朝编立保甲、团练，利用民间力量参予防奸与缉奸；加强文武官弁的防奸与缉奸责任，以汛兵捕役为防奸与缉奸的主力；立足官民相得而构建的防奸与缉奸体系，在防范与缉拿“奸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致力于分析这种防奸与缉奸体系的特点，指出官民协防的防奸与缉奸体系虽然很严密，但也不是没有制度设计上的失误，不但有制度本身的失误，而且有实施上的偏差，还有与其他制度共同的缺陷，更有决策者认识的偏差。 传统的立法精神是“寓刑于教”，刑惩处于既犯法之后，礼防范于未萌发之前，因此立法重视防范。本文从立法技术和社会层面分析与评价了“奸细”罪相关的律例；从国家安全保障的角度，分析官民协防的防奸与缉奸体系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探讨了“奸细”罪相关律例的价值，分析了防奸与缉奸的效果，以期根据当时尺度衡量当时的制度，用当时社会发展形势考察具体实施，尽可能地做出客观与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