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韩美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分三个阶段加以阐释。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期间,作战指挥权从韩国军队转至联合国军、后又移至驻韩美军司令部;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94年,作战指挥权被一分为二,即:战时作战指挥权和平时作战指挥权,韩国仅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第三阶段是1996年至今,期间金泳三和卢武铉总统曾提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定下明确日期,但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执政时期两次被推迟。在以上三个阶段中,第三阶段是本文的重点。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南北关系相对缓和,政府实行自主国防与韩美同盟平行发展的战略,对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抱有信心。此时,美国自9.11事件后修改对外战略,强调增加同盟国承担的安保责任,这些因素都为2006年达成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协议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政治立场上与卢武铉相对立的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选择亲美战略,其强化韩美同盟的很大原因在于感受到了朝鲜核试验和天安舰事件后来自朝鲜的武力威胁,并认为韩国尚不具备保全自身的力量。恰逢中国崛起,韩国也把加强韩美同盟视为抵御中国冲击的一环,而美国也将其视为遏制中国的手段。这诸多变数导致了2010年李明博政府选择延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结果。朴槿惠上台后,很大程度上延续并加强了李明博的对美外交政策,这主要来自于朴槿惠时期政府和民间对朝鲜威胁的认识加剧,认为唯有加强韩美联合防卫体系才能应对半岛危机。另一方面,此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也在加强,自然也不愿轻易放手韩国的作战指挥权。这些变数导致了朴槿惠政府无限期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结果。通过对影响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政策之因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韩国国内执政党的政策、军队实力、国内舆论导向等因素都是影响作战指挥权移交政策的主观因素,而朝鲜半岛局势、美国的亚太战略等因素则是影响韩国作战指挥权移交政策的客观因素。因此,目前韩国在新一任总统文在寅的积极推动下重启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之议,但能否按计划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尚存很多变数。这一方面取决于国内外局势及韩美两国的国防政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韩国政府如何加强军队战斗力、安抚保守阵营、消除军队内部的忧虑等努力。显而易见,韩国若要想完全收回本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