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决策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性抉择,而企业的投资效率更是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回报。正确的投资决策能够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而错误的决策则可能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带给企业损失。财务柔性储备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企业的财务柔性是由企业的现金储备量和剩余举债空间所组成。高度的财务柔性提供了企业投资所需的资金,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却也可能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涵盖多种要素,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普遍存在高度股权集中度的情况。因此,本文重点选取企业治理结构要素中的股权集中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在我国资本市场普遍高度股权集中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本文结合了财务柔性、非效率投资以及股权集中度三个要素,参考了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自由现金流假说和融资约束理论并提出了4个实证假设。非效率投资的测量采取了Richardson非效率投资模型。财务柔性的计算方式借鉴了学者曾爱民所建构的财务柔性计算方式。最终,本文建构了三个回归模型对回归假设进行研究。样本采取了2013-2017年之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A股,剔除了非有效样本后,总共采集了15110个样本数据作为实证回归的基础。实验最终结果显示,财务柔性确实会恶化企业过度投资,但也改善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此外,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提升能够减缓财务柔性对过度投资恶化的程度,但对于提升财务柔性改善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明显。最后,非国有企业对比国有企业高度的股权集中度对财务柔性与过度投资的减缓作用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