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明显扭转,生态环境的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在新发展阶段保护生态环境,关键是转变环境行政执法方式:从单方治理、末端治理、事后惩戒转向多元治理、过程控制、事前预防,进一步形成适合我国环境保护良性发展的执法体制,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存环境的新期待。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一方面提供了企业参与、公众参与、社会参与的平台,为相对人的多样化的诉求提供一个表达和协商的场所,从而形成民意吸纳、整合,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权力的良性互动,进而转化为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将环境行政执法从事后治理转向事前预防。其综合威慑执法和守法援助等多种方式,可以优化环境法律的实施效果,促进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的执行和落实。文章在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章介绍了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的概念,环境行政执法和解是指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与行政相对人通过协商形成合意,达成和解,以实现环境保护目的的活动。并且厘清了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的性质,它属于一种“基于协商的行政行为”,具有平息行政争议、规范行政裁量、引导企业合规的功能。第三章梳理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的类似制度及局部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发现我国的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缺少对事前阶段的关注,同时在内容和程序方面也有需要完善之处。该部分还分析了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完善的可行性。第四章分析了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从现实基础上看,它可以缓解环境行政执法需求与环境行政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顺应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解决环境行政领域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的权利救济难题。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的理论基础包括协商民主、行政法平衡论和反身法理论。第五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美国的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采用“适度调查模式”,并配备激励措施和以行政强制为后盾。德国的环境行政执法和解采用“穷尽调查模式”,注重事前预防和共同治理。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则以德国为标杆,但是在事后惩戒和激励措施上又有自己的特点。第六章主要论述如何体系化地构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通过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解进行分类,分别采用不同的和解审查机制。该审查机制有三层内容,第一层是规定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的受案范围;第二层是审查环境行政执法和解程序的启动条件;第三层是对和解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即逐案权衡的比例原则。同时论述了构建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需要规定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