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发现在“十七年”中国电影体制与国家意志共谋的时代语境下,一部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上海女性经历了一场从思想到外表的改变;而大部分上海女性则主动拥抱新社会,听从党的领导参加社会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附庸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十七年”时期的电影银幕上呈现了多元化的上海女性形象,而这样的上海女性形象在“工农兵范式”下又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她们兼具摩登性与革命性的双重特质,这种融合统一的银幕形象既是对三十年代上海女性形象的承继,也是对此后中国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无意识询唤。本文将从城市空间、时间认知与性别叙事三个方面来论述上海女性与众不同的银幕形象。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在对城市空间进行接管与改造的同时也建构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话语,上海被视为“罪恶的渊薮”,上海女性便产生了一种自我认同危机,一些在思想上要求进步的上海女性必然要听从党的询唤,离开这座“罪恶”之城,到更广阔的空间去实现新的主体性身份建构。“十七年”时期国家方针政策对于城市工业化建设的强调导致工厂的职能部分代替了家庭职能,“厂即是家、家即是厂”的空间想象在工人中建立起来。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强力挤压和渗透必然引起人们家庭观念的革新,“夫为妻纲”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受到了挑战,妇女们在“走出家庭”的同时兼顾“巩固家庭”。“十七年”影片的时间叙事往往执迷于对历史时期的划分或用关键的时间点提示出线性时间的向前推进。新中国通过上海女性对旧社会的回忆来建构一个拥有共同社会记忆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新生政权也需要在新旧对比中反复言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合法性。这一时期电影的时间叙事也表现出对青年叙事的迷恋以及利用业余时间和将来时间来规训和调动每一个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最后,从性别叙事的角度入手来论述影片中以上海女性为主体的叙事机制。首先把上海女性置于父女、夫妻、恋人的三重关系中来论述上海女性在“十七年”影片中的性别秩序。其次是上海女性的身体叙事,影片通过展示运动中的身体既表达了国家对健康美丽的女性身体的期待,也满足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欲望投射。影片通过上海姑娘的处子之身和对于夫妻关系中性表达的压抑两种方式塑造了神圣的上海女性身体;而把有且仅有的一点性表达分配在女特务身上,她们在影片中对于性和道德资源的分配问题起到一种补充和平衡作用。再次是行李箱及其内部物品作为上海女性身体的物化显现成为塑造上海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表意元素,某种程度上行李箱及其内部物品作为上海女性身体的替代品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同时影片也对行李箱内的物品进行了意识形态编码,以此来塑造上海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银幕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