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将现代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摄影术作为一种视觉装置带来了客观真实的现代性视觉观,以及观看方式的现代性转型。本文主要从1845年—1919年山西的摄影实践入手,探讨近代化语境下的技术和视觉启蒙。近代以来,中国各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差异,山西地处内陆,自然环境封闭,发展相对缓慢。加之清末民初山西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状况极其不稳定,近代起步艰难。研究山西早期摄影史就是将摄影重新置于区域与社会的历史中考察。晋商家族主动研习摄影术,有自拍和反映家庭生活的照片留存,是主体意识的启蒙。亲友间拍照取代了画像铺是新的图像生成机制,是满足家庭娱乐的现代的交往方式。是微观地见证历史。光绪年间“丁戊奇荒”中从山东来太原赈灾传教的李提摩太不仅创办山西大学堂,还把摄影等西式技术带到山西,由此照相馆开始出现。十九世纪末义和团中的“太原教案”随之而来的巨额赔款成为山西经济包袱,此后传教士在山西开办学校,教化民众并拍下来山西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山西保矿运动、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山西社会各界人士的合照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传播手段被用于宣传革命思想。摄影作为新兴事物,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认知。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结合晋商家族的西学实践探讨早期山西摄影的启蒙。主动研习摄影术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时也是新技术影响下的文化自觉。本地人用外国传教士留下的相机开设了山西的第一家照相馆,摄影开始商业化、大众化。第三章是早期摄影术融入山西的广泛实践。清末民初,西方学者不只拍摄了山西的石窟雕刻,还有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保留了对山西最早的记录。作为物质实体的老照片又在当下被用于对文物的复原,体现了摄影媒介的独特价值。第四章是民众的主动接受和摄影商业属性的凸显。照相馆的发展体现了摄影的商业价值。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中摄影作为视觉媒介被用于自我身份确认和民族精神彰显。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摄影作为一种视觉技术从方方面面给人们带来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