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带来了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典型特征,作为公司投资人的股东与公司董事之间的利益平衡成为公司治理的焦点和难点。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董事被赋予更多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权利滥用,因此强化董事责任追究机制已成为各国公司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但是纷繁复杂的商业社会有其固有的特点,经营机会稍纵即逝,收益与风险总是相伴相生,纯粹的商业风险似乎根本无法避免,如果仅仅对董事进行责任的追究势必会导致其对存在风险的商业机会怠于抉择,从根本上损害企业和股东的利益,因此保护董事的经营决策成为立法题中之义。如何平衡公司内部的矛盾冲突,在相对独立的经营世界中进行适当的司法干预,美国在其判例法的基础上创设了商业判断规则。本文重点从四个维度对商业判断规则进行论述。考虑到该规则基于判例法产生的特点,笔者选取的第一个维度是该规则之历史沿革,力图通过七个判例以及散落在多处的成文化表达中厘清其发展脉络；考虑到该规则与董事注意义务的互动关系,笔者就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第二个维度的论述,前两个维度构成该规则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尝试通过第三个维度即对该规则要件之剖析,确立该规则以及其构成要素的内涵；最后,笔者对该规则是否应当引入我国以及如何引入我国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以期能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