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侧重语言的微观层面,仅仅将翻译视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注重文内的对比和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派翻译理论的兴起,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翻译观的理解。“文化转向”这一术语的提出,使得译界学者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语内交际行为,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对翻译的研究也拓展到了宏观层面,涵盖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但由于中西方在语言体系、思维方式、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何向外国读者传递本国文化中的异质部分,日趋成为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基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提出了“抵抗式”翻译理论。韦努蒂批判了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隐身”以及翻译实践中“透明”的翻译,即译作中看不见译者翻译的痕迹,认为这种流畅的翻译其实是英美文化霸权的结果。他认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两者间存在着权利差异,主张在翻译时应保留文化中的异质部分,进而抵抗目标语的统治地位,瓦解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抵抗式”翻译理论的提出,旨在尊重和保护异域文化的差异性。本文以文化底蕴深厚的小说集《呐喊》为依托,并选取《呐喊》最具代表性的英译本,即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对其文化方面的翻译进行分析。将《呐喊》中的中国文化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别,并探讨了“抵抗式”翻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对其英译本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语句翻译的分析,总结出译文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风格,传播中国文化,以期对其他文学作品翻译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