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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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开启了美学研究的转型,但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当代美学已形成的传统,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回顾中国当代美学所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当代美学传统的形成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围绕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站在二者关联和美学转型的角度,透视《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之间的关系,以期在加深对中国当代美学历史了解的同时,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未来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本文包括导言、结语在内共七个章节。导言,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手稿》不但影响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历史进程、话语建构,同时它还曾是中国当代美学主流学派实践美学的“圣经”,那么,当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发生转型的时候,特别是后实践美学喊出超越实践美学的时候,《手稿》在中国当代美学的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又是如何呢?我们只有把《手稿》置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才能真正了解《手稿》曾经起过的作用,也只有了解了《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之间的真正关联,才能真正理解《手稿》在中国当代美学的未来发展中的价值。二是研究现状。虽然《手稿》对中国当代美学传统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通过考察发现,人们往往只是关注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中对《手稿》相关命题的论争情况的考察,而很少从关联的角度对《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传统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三是研究方法和思路。本文采取以问题为中心,史论结合的论述方法,把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贯穿于对问题的论述中,以期从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交叉的层面清晰把握《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之间的具体关联。第一章,《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的话语选择。本章分三节疏理了《手稿》为中国当代美学所选择的历史语境。一是中国当代美学发生的总语境。新中国的成立,不单单是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更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新政权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它的诞生和确立历史地决定了中国当代美学必然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话语建构的根本指针。不论从政治语境、艺术语境还是美学语境来看,它们都证明了中国当代美学话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二是国际《手稿》美学研究热。不论前苏联美学对《手稿》的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手稿》的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美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当时中国美学与前苏联美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前苏联在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审美本质大讨论更是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接受《手稿》的可能。三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表面上看来是解答美的本质问题,其实,更为潜在的问题是回答美的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关系。李泽厚首先把《手稿》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联系起来。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大讨论中的美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当时的美学界认识到了《手稿》的美学价值。《手稿》也因此很快为美学界所了解。“文革”之后,“美学热”再度兴起,伴随着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手稿》的理论价值再一次被揭示,形成一股《手稿》研究热。在“美学热”和“《手稿》热”中,《手稿》一方面影响了中国当代美学的话语建构,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当代美学所选择和接受。第二章,《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本章分两节探究了《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哲学基础的建构历程之间的关系。一是《手稿》的哲学观与美学观。不论从马克思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写作内容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来看,《手稿》都标志着马克思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初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的萌芽。在哲学观上,马克思在《手稿》中已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萌芽、科学的人的本质理论的萌芽、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在美学观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劳动与美的创造、美感的形成联系起来思考,从而把对美的探讨置于劳动实践这一新的哲学根基之上,与之相关,他还从人的本质出发论述美的本质,为美的本质探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另外,不论对美的创造、美感的形成探讨还是对美的本质的论述,马克思都赋予了它们深厚的历史内涵。二是《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的建构历程。《手稿》作为马克思的一部早期著作,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一直是有争议的。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美学研究者对《手稿》思想的接受必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根据《手稿》的哲学观与美学观以及中国当代美学对《手稿》的不同接受取向,本文分析了《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相互关联的三个角度:劳动实践观、人的本质观、唯物历史观。各个角度之间虽有差异,但又是相通的,都统一于实践,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手稿》在总体上影响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从机械反映论到实践论的演进历程。第三章,《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上)。本章分三节分析了关于《手稿》的三个基本范畴和命题的论争及其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的解答。一是“劳动创造了美”与美的根源。对于“劳动”这一范畴和“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的理解一直是有争议的,但不论如何,通过论争和阐释,“劳动创造了美”在根源意义上回答了美、美感诞生的根源,为美的根源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二是“自然的人化”与美的本质。在五六十年代,李泽厚用“自然的人化”不但解答了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并且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在80年代的“美学热”中,“自然的人化”因其包含着“人”的维度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时间它与《手稿》中另一个相关命题“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起成为许多美学研究者对美的本质的定义。但由于《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痕迹,“自然的人化”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以及“自然的人化”能否成为美的本质的定义因此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自然的人化”命题,为突破机械唯物主义美学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从人的本质角度探究美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可能。三是“美的规律”与美的创造规律。“美的规律”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还是一种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规律,以及如何理解“美的规律”与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尺度”之间的关系成为论争的焦点问题。“美的规律”是马克思在区分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本质特征时提出来的,它是体现人的生产的特殊本质的规律,而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因此,它是一种生产规律。关于如何理解“美的规律”,尽管存在着争论,但是,它体现的主体创造性为美的创造规律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下)。本章分三节探讨了中国当代美学在接受《手稿》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思路。一是美的本质。人们在吸收《手稿》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探讨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是从根源的角度探究美的本质,以李泽厚为代表。他从“自然的人化”等理论出发解答了美之为美的根源。第二种研究思路是从关系的角度探究美的本质,以朱光潜、蒋孔阳、周来祥为代表。朱光潜在建国之前就形成了从心与物的关系的角度探究美的本质的思路,由于缺乏理论的根基,最终走向了唯心主义主观论。建国后,通过吸收《手稿》中的劳动实践思想,形成新的关系论。同时,蒋孔阳、周来祥等也吸收了这一思想,坚持从审美关系的角度,探究美的本质。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从规律的角度探究美的本质,以蔡仪为代表。蔡仪的典型说从其提出开始,就受到了《手稿》中“美的规律”的影响。“文革”之后,他经过深入研究《手稿》中“美的规律”范畴的论述,深化了这一思想。从规律的角度探究美的本质问题,为中国当代美学中美的本质探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同时,这一角度也是为实践派美学家所认可的。他们不但要回答美的根源,还要回答美本身的本质,因此,规律的角度也成为他们对美的本质的一种探究方式,但在对“美的规律”的理解上与客观派美学是不同的。二是美感问题。美感与美是密切相关的,对美的认识直接决定着对美感的认识。因此,在吸收《手稿》理论的基础上对美感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与美的本质研究相关的两种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是从根源的角度探究美感的本质,同样以李泽厚为代表。他用“内在自然的人化”理论回答了美感产生的根源。第二种研究思路是从关系的角度探究美感的本质,同样以朱光潜、蒋孔阳、周来祥为代表。他们认为,美和美感都是在审美关系中诞生的。三是艺术的本质。新时期之前,由于受机械反映论的影响,艺术的本质被认定为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忽视了主体的创造作用。“文革”之后,对艺术的本质研究在吸收《手稿》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认识思路。第一种认识思路是主体创造论,以朱光潜、蒋孔阳、刘再复为代表。在五六十年代,朱光潜根据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的原则,提出艺术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还是一种创造。后来,他又根据《手稿》中的劳动实践理论深化了这一思想。新时期之后,蒋孔阳根据“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相关理论,提出了“创造说”。刘再复则吸收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但更进一步突出了艺术创作中精神主体的作用。第二种认识思路是审美本质论,以李泽厚、童庆炳、钱中文为代表。进入新时期之后,李泽厚对形象思维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形象思维不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综合的心理过程。根据形象思维的特征,他提出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它遵循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并且带有非自觉性等特征。这种对艺术情感性的突出强调成为新时期审美本质论的先声。童庆炳则根据前苏联的审美社会派理论提出艺术的本质特征不是形象性,而是审美性。钱中文在坚持反映论的基础上,也认为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审美的。虽然他们的艺术理论主张并非直接来源于《手稿》,但是对审美本质的认识却是与《手稿》的美学思想密切相关的。第五章,《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的未来走向。本章分两节探讨了《手稿》与美学转型中的三种探索取向以及《手稿》对中国当代美学未来发展的现实意义。一是《手稿》与三种美学探索取向。90年代以来,围绕对实践美学的超越与反思,形成了多种探索取向,但取得一定成就并具一定影响的有三种:后实践美学研究、审美文化研究、生态美学研究。虽然他们对实践美学持反思和超越的态度,但对实践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手稿》他们并不一味持排斥的态度,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其中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比如,后实践美学的诸派别,虽然他们的理论资源来自于西方的现代哲学和美学,但是却又不同程度地从《手稿》中寻找相关的理论为其作出合理的论证;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手稿》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生态美学研究者则直接从生态的角度对《手稿》中的相关命题进行了重新解读。二是《手稿》对中国当代美学未来发展的现实意义。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手稿》对中国当代美学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之源。《手稿》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后经典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之源,因此,我们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离不开《手稿》。其次,《手稿》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根基。中国当代美学要真正获得突破性进展,必须从先前已开创的传统上进行理论创新,而中国当代美学传统的形成是与《手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手稿》内涵的新阐发。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手稿》提供给中国当代美学的是研究美学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结论。因此,《手稿》的基本理论原则与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必然会绽放出新的理论阐释力。结语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如果说前五章都是以问题为中心对《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之间的关联进行探讨的话,那么在结语部分本文则选取从时间的角度对《手稿》在中国当代美学中历史地位的演变进行了简要地回顾与总结。中国当代美学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80年代的“美学热”和90年代以来的美学转型。在五六十年代,《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美学研究中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在80年代,通过持续多年的“《手稿》热”与“美学热”,《手稿》的基本范畴和命题融入到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建构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元话语。90年代以来,《手稿》则以新的姿态参与着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建构。我们相信,在过去,《手稿》影响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历程,同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手稿》会焕发出新的理论光彩,中国当代美学也一定会走向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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