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个目标，正处于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变传统农村社会为现代城市社会，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界探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及其相互之间内在互动关系，并据此来设计未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思路与政策举措，保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避免工业化脱离城市化，或者城市化脱离工业化的不良倾向，使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能够少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通过最短的路径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和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为此，作者分析了和比较了现有的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些主要理论，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和检验标准，实证考察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基本特点及其经济发展绩效，并在借鉴拉美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新世纪推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分理论篇、实证篇和借鉴篇三个部分。 在理论篇中，作者首先介绍和评价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几个主要理论模式：刘易斯模式、拉尼斯——费模式、乔根森模式和托达罗模式，分析了这些模式的形成背景、假设前提、基本内容和政策建议，并对其主要优点和不足进行的比较和评价。其次，介绍了中国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探索，分别分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再次，作者分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判断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与否的三个检验标准即经济增长绩效、收入分配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实证篇中，作者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体制环境的不同把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分为传统体制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与体制转轨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发展时期，然后探讨了这两个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发展过程、主要特点及其经济绩效表现，最后分析了新世纪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所要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提出了协调推进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第三章“传统体制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中国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初始条件。然后分析了从1952年到1977年期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研究发现，传统体制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政府发动型、高度的强制性、计划性和发展的波动幅度大等主要特征。最后，根据判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协调发展的三个标准，对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发现，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动来看，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体制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协调的，工业化脱离城市化而孤军深入。 第四章“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调整的原因及其主要内容。研究发现，传统体制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良经济发展绩效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变，使得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农业和农村从属于工业和城市、城市化服务于工业化的传统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被迫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就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言，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主要表现在：转变资源配置机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物质刺激和按劳分配，重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微观主体和动力机制；调整和改革就业制度；调整和改革户籍制度；调整和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突破内向型和封闭型的发展模式，实行对外开放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其次，作者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体可以分为轻工业优先发展与离土不离乡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与进厂进镇不进城的阶段、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与离乡又离土、进镇又进城阶段等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特点，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较快，波动幅度较小；（二）城市体系中大城市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中小城市所占比重上升；（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机制日益多元化；（四）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显著增强，城市设施水平明显提高。最后，作者根据判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协调发展的三个判断标准对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性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发现，从经济增长绩效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看，体制转轨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是比较协调的；但从收入分配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仍然还不理想。 第五章“新世纪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作者首先分析了新世纪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面临的新条件和环境——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及其对中国新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